本文通过对曹禺前后期戏剧中的三类女性形象和作家创作动机的分析，揭示作家在人生不同阶段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自己的人格焦虑。三十年代，作家塑造了“时代”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自我意识和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反抗精神。结合作家的经历、性格气质解读作家塑造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原因。作家通过这一类女性形象实现了自己在现实中没能达成的愿望，即以极端的方式反抗专制，争取自由。四十年代，作家塑造了极富奉献、牺牲精神的“奴性”女性形象，她们没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没有个性特征。四十年代作家已经成名，不仅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遭遇了各种批评。荣誉和批评给作家的自由创作施加了压力，所以作家在创作中会迎合批评，顺从主流批评话语。另一方面，此时作家经历了婚姻的变故，他渴望一个在家庭生活中以自己为中心、为他服务、牺牲，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奴仆型妻子。所以，作家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塑造了这类女性形象。1949年以后，作家塑造了“高、大、全”的“民族母亲”形象，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没有现实感，是作家政治游戏中的棋子。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女性正常的情感欲望，只是作家政治理念的代言人。之所以塑造出这类女性形象，是因为作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自由创作，写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所以塑造了这些不符合人性特征、也没有女性特征的“女神”形象。通过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作家的复杂情感得到了宣泄，缓解了人格焦虑。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的过程是曹禺自由精神失落的过程，作家逐渐放弃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体现了曹禺懦弱的人格，这种人格缺陷是曹禺担当不起启蒙女性进行个性解放的主要原因。作为女性解放的启蒙者和同盟，曹禺自身的个性解放任务没有完成，曹禺自己也应该是被启蒙的对象。曹禺懦弱的人格缺陷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软弱性，不具备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所以，只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摆脱软弱性，才有可能承担起启蒙的任务，中国的启蒙事业才不会变成空话，中国的女性解放也不会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