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风险日渐增强,虚实经济回报率剪刀差不断增大。为了规避实体投资风险,提高资金回报率,越来越多的非金融公司逐渐偏离其主营业务,将原本用于生产经营性业务的资金投资于金融资产,金融化水平越来越高,金融化行为越来越普遍。不少文献研究证实,公司金融化挤出了实体投资,抑制了研发创新。为此,政府决策层高度关注公司金融化现象,并出台了一系列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的政策,但是相关政策的实施并未有效扭转公司金融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公司金融化行为进行深入探究,揭示公司金融化的内在动机及行为逻辑,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和修订提供有益参考,为早日扭转经济“脱实向虚”局面提供有益助力。本文旨在研究的问题是:（1）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制度逻辑是什么?（2）公司金融化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本文使用规范分析法从利率管制和银行业进入限制两个角度揭示公司金融化的制度逻辑,从财务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和股价崩盘风险三个角度分析公司金融化的经济效应,并提出相关命题。然后,本文使用统计与比较分析法对公司金融化的特征事实进行评价和解释。最后,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利率管制和银行业进入限制是驱动公司金融化行为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利率管制会产生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降低实体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会产生利差效应和影子银行效应,增加商业银行利润,提升金融业回报率,增强公司金融化套利动机。相较于竞争不激烈的行业,利率管制对竞争激烈行业中公司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银行业进入限制放松会增加市场上的信贷供给量,扩大中小微公司的融资渠道,缓解利率管制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还会降低银行业利润,缩小金融与实体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减弱公司跨行业套利动机。但是,银行业进入限制放松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公司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2）公司金融化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当金融化水平低于34.96%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优化财务绩效;当金融化水平高于34.96%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恶化财务绩效。实体投资是金融化影响财务绩效的重要传导渠道。相较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两权合一样本,金融化与标准审计意见和两权分离公司财务绩效倒“U”型关系的拐点出现地更早。（3）公司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当金融化水平低于9.51%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金融化水平高于9.51%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资是金融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渠道。相较于两权合一和不投保董监高责任险的样本,金融化与两权分离和投保董监高责任险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倒“U”型关系的拐点出现地更早。（4）公司金融化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当金融化水平低于27.95%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当金融化水平高于27.95%时,公司从事金融化活动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会计信息质量是金融化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相对于国有产权和不受分析师关注的公司来说,金融化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和受分析师关注的样本中更明显。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到的政策启示在于:（1）要完善金融市场制度,改善公司融资环境;（2）要加强信息披露要求,规范公司金融化行为;（3）要引导公司树立正确的盈利观念,激发内在创新动力。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公司金融化“双面性”特征的基本观点,弥补了部分文献将“蓄水池”效应和“投资替代”效应对立起来的缺陷,形成了一个包含“蓄水池”和“投资替代”效应的完整的理论框架;（2）建立了公司金融化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的非线性模型,验证了公司金融化的“双面性”特征（“适度金融化有利,过度金融化有害”）,确定了不同财务目标下的适度金融化水平,为科学、正确认识公司金融化行为,明晰公司金融化的性质,奠定了坚实基础;（3）从金融制度视角,分析了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制度成因;并证实了利率管制和银行业进入限制对公司金融化的促进效应,为审视公司金融化行为的制度成因做出了边际贡献。（4）揭示了公司金融化行为制度逻辑与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为打开公司金融化行为的黑箱、引导公司回归主业提供了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