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自2016年译介入中国后,以文类、文体为纲的独特编写体例引起了国内不少的关注与批评,但相关研究当前仍旧处于起步阶段,暂缺乏对其“多元”文学史观的系统性阐释研究。身处当前日趋“多元”的文化大语境中,《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多样性作为中国文学的真实状貌,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盛行的当下,依然尝试“力求真实”地呈现出多样复杂的中国文学史,是得益于美国重写文学史思潮对美国文学史观念的拆解、重构,以及主编梅维恒自身在多年的汉学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习惯。面对海外文学史用一种寻求一贯性与定论的“一元”文学史观来总领文学史编写的传统,以及国内文学史在认识到中国文学多样复杂的本质后,以各类专门史和年代史来解读呈现中国文学的不同部分的编写传统,该史书则是通过“基础编”形成中国文学“多元”的概念基础,将文类小史作为延伸展开中国文学丰盈图景、兼收编者与读者层的多元解读的主体部分,来达到不以唯一定论形成有关中国文学之定见的目标。与此同时,史书还从文化文学交流的宏观层面将佛教、翻译、邻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纳入了中国文学的观照视野,以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去边缘等理论观念,展开对中国文学现象的深入解读,进一步展现出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可以说,该史书文学史观的“多元”性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多样性的认识而形成的“多元”的中国文学观;其二,是深受当前“多元”文化语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多元”诠释体系,它不以定论来解读呈现中国文学,并尝试打破一些观照中国文学史时的固有界限;其三,则是针对文学现象的“多元”阐释维度,进一步挖掘中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三个层面互相连通并不孤立,共同作用、形成了以贴合中国文学多样性本质的方式来“真实”呈现中国文学的“多元”文学史观。最后,该史书对中国文学的部分误读以及些许不适当之处,与其史观的独特性一样引人注目,在本文论述过程中亦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