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催生了对城市空间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城市空间增长，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彼得·霍尔，2009）。一方面，城市面貌和设施的改善日新月异，城市建设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冒进城市化”、“过度建设”（陆大道，2007）等问题，使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建设过程中敏感和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　　面对中国城市空间增长问题，局限于城市规划或其他单一学科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城市空间增长的管控、提升城市空间配置效率等方面往往有心无力。因此，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更大的挑战在于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客观规律及其根源性的制度、机制的认识和反思，需要从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　　基于以上认识，论文研究城市空间增长问题，将城市建设活动和城市规划活动置于社会整体经济活动内进行认识和分析，以城市规划为基础，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空间资源配置和城市空间增长的相关问题。　　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空间增长现实提出以下问题：中国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迁对城市空间增长起到了怎样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政府、企业、个人等行为主体在制度环境影响下，其行为模式导致城市空间增长有哪些特征？制度环境和主体行为的相结合的影响机制是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增长进程的？带着这些疑问，论文以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的视角建立理论研究框架，并以重庆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一，针对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快速增长现象，结合城市规划、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立“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的分析框架；第二，纵向上，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增长制度背景与主体行为共同作用的机制；通过对城市空间增长紧密相关的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制度、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城市空间规划制度等，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城市空间增长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国当前城市建设主体构成与行为特征，对作为城市建设主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价值取向和空间利益的博弈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制度与行为”视角的城市空间增长机制，并归纳出地方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居民主导的几种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第三，横向上，以重庆市为案例，探讨“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机制在城市空间增长中的作用过程，分析了重庆城市空间在制度环境变迁和主体行为影响下市域城镇体系布局与主城区城市空间增长演变特征；并建立城市空间增长配置效应评价方法，展开重庆市2004-2013年的城市空间增长效应评价的实证研究；并针对重庆城市空间增长管控提出相关建议。　　主要结论有：城市空间增长机制可以理解为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环境背景下，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各类行动主体的各自地位、相互关系及其在制度框架内的各自行为选择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空间配置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演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治改革的分权化、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空间规划制度系列改革，这一过程中，完全的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逐渐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等相关空间规划协调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功能和效果逐渐增强；从城市空间增长的制度环境演变进程来看，在对城市空间增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中，体现出显著的“强激励、弱约束”特征；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增长机制中，政府主导是最显著的特征；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目标、政绩考核指标、改善城市建成环境等驱动力作用下，以城市开发建设为手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面貌，同时促进了我国城市空间的快速增长；基于“制度与行为”视角对重庆市城市空间增长进程的分析中，在近代以来，尤其是1997年直辖以来的重庆城市空间增长进程中，在行政区划、土地制度和空间制度等制度环境改革的背景下，重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策略与行为成为主导重庆市城市空间增长的主导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重庆市域城镇布局和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并分析提出了重庆主城区城市结构构成、用地布局形态、交通系统与山地特色建筑风貌等方面的特征；对2004至2013年间重庆市空间增长效应的分析，得出重庆市空间配置的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平效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基于对于重庆市空间增长演进的分析，对重庆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策略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