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直线上升的城市基础设施需求,使得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因此,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与之配套的良好的融资体系便显得至关重要。我国城投债券十分具有“中国特色”,发债主体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地方政府设置的融资平台,扮演着市政债的角色,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城投债券是我国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交易品种,也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针对我国城投债券的特征情况,本文从一般特征和财务特征两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我国城投债券的一般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行规模在2009和2011年跳跃式增长,2009年我国城投债券发行规模第一次爆发式增长主要是因为宏观政策与信用债券政策的利好带动,2011年城投债券发行规模第二次爆发式增长原因主要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化。第二,城投债券的发行规模与该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第三,地方城投债券的发行目的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平台,所在行业主要为专门代地方政府建设市政设施的建筑业。第四,长期债券占比较高,城投债券大多是为满足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的长周期特征决定了城投债券的期限较长。第五,城投债券主体评级多为AA及以上。城投债券发行人的财务特征主要包括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现金流水平和债务负担及偿债能力四个方面,具体为:第一,总资产规模大,变现能力较弱的公益性资产占比高。第二,利润总额主要来自政府补贴的营业外收入。第三,城投企业普遍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压力。第四,债务规模较大,偿债能力较弱。本文参考国内外现有市政债券及信用风险的研究,结合我国城投债券的现实情况,选取自2016年1月至12月在银行间、沪深两市交易所发行的31个省份共2468支城投债券作为样本,进行我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研究。基于KMV模型的思想,本文构造适用于我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测度的模型,计算城投债券的违约概率。由于我国城投债券实质性违约事件较少,故本文试图从信用利差的角度验证KMV模型对信用风险衡量,计算KMV违约概率是否对发行利差存在显著性关系。因为债券发行利率的高低和债券的信用风险相关,债券的信用风险越高,则需要支付的更高的利息进行风险补偿,故存在更高的信用利差。在构造利差回归模型前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含指标较多的影响因素降维,若将众多指标同时放入构建的利差模型中,这些指标之间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必然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把降维后的主因子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城投债券信用利差模型中进行回归。本文信用利差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传统信用利差模型——Z模型,同时选取了公司财务指标和现代信用利差度量模型的其他影响因素,建立城投债券的信用利差模型,并分别衡量绝对利差模型和相对利差模型。由于部分变量综合了各种影响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因素,可能使得回归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降低系数的估计效率,故本文采取分别观察加入和不加入可能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采用逐步向后回归法来估计模型,确定解释变量的合理性。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KMV违约概率与发行利差有显著的正相关,认为KMV模型是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一个较好的测度工具;第二,宏观因素与城投债券利差显著相关,其中,GDP增长率与发行利差存在显著的负相关,CPI增长率与发行利差存在显著正相关;第三,债券发行人的主体评级越高,发行利差越小;第四,资本结构与信用利差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由于我国债券发行对于资本结构有明确的限制阈值,在这种前提条件下,资本结构中负债率越高说明资金的使用效率越高;第五,城投公司的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补贴收入和隐形信用担保,自身的经营水平和运营效率普遍较弱。基于上述结论,对城投债券提出政策建议:隐性担保“显性化”,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城投企业自身运营能力;完善信用评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