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画属性为何,是“画”,是“图”（工程图）,还是介于其间。界画中建筑形象真实、准确与否,这涉及构件样式、构造细节及深层算法的表达。界画映射其本体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为何,咸用工匠本法严格遵循一定的制度,还是对其构型元素进行拆解、分类并另行拼贴、重构,意在制造一种美术语境下的“虚拟建筑”,使其成为一种推动情节发展的、制造戏剧冲突的、本质是叙述性的特殊“道具”,作为“工具”服务于表达主题,而非成为表达主题自身。界画中建筑之形象与其时大木作技术系统间是否同步,也即,形象重构是否进入一种自足状态从而获得彻底的“形式自律性”。上述疑问最终汇合为一个宏观命题,也即如何“以图证史”。其内涵两点要义,其一,“图”之“置信度”需借助量化分析对其进行相对精确的界定与分级;其二,利用图反向补充建筑史的缺失,则需首先借助既有建筑制度对上述形式分析结论进行比对、验证,“图”、“史”二者相互支持、互为注脚。研究对象为宋元时期之界画并少量涉及其它时代之重要作品。基本研究手段为图像“形式分析”与“大木作制度比对”,两项工作相伴始终,并无主次、先后之差,需对案例逐一展开分析并最终汇总提炼。并得到以下五点重要结论,其一,界画以蕴含于铺作内之“材模数”控制画中各处物型之尺度比例与真实营造中大木设计步骤基本一致（反思整数尺制）;其二,界画流派与大木技术流派存在紧密对应关系,宋元时期前者对后者变动的“捕捉”与“再呈现”极为敏锐;其三,法式之“大小三间”、“小亭殿”与殿宇规模挂钩且与其空间的展拓方式有关;其四,榆林窟型、法式型交替为宋元各代之官式技术系统;其五,南宋初期官式建筑檐下比例变异即已发生,铺作用材趋小、补间数目激增的现象并非迟至明清才突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