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改写小说”(Dickensian rewriting)指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挪用和/或戏仿狄更斯作品当中的人物、情节,他的创作风格或其生平而创作的小说。论文选取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狄更斯改写小说”—努南(Michael Noonan)的《麦格威奇》(Magwitch,1982)、博德(Carmel Bird)的《蓝鸟咖啡馆》(The Bluebird Cafe,1990)、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1997)和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欲望》(Wanting,2008)—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后殖民文学理论和原住民文化相关研究,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对狄更斯的“后殖民改写”。这里的文化记忆指人们借助文本、图象、节日、仪式等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式所形成的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特定时代的记忆。因澳大利亚曾为英国殖民地,本土作家对帝国经典的改写往往被归于“逆写帝国”一类。论文指出,以上四部改写作品并未囿于“逆写帝国”范畴,澳大利亚作家改写狄更斯作品并非意味着他们对狄更斯作品的否定。狄更斯作品既因其体现出的帝国情感结构成为抵抗对象,也凭借其经典身份成为崇敬和怀念的对象。改写作家与狄更斯之间属于对抗式对话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狄更斯独特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超越了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并突出他们对本土身份的重视。有鉴于此,论文论证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讲述本土特殊历史揭示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改造对狄更斯其人、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呈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记忆,同时塑造本国独特历史文化记忆并以此重新建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四部小说的改写对象虽同是狄更斯作品,但它们讲述澳大利亚不同群体的历史,并探讨这些群体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杰克·麦格斯》与《麦格威奇》着眼于流放犯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塑造白澳身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欲望》和《蓝鸟咖啡馆》分别呈现了被殖民时期原住民的悲惨境遇和后殖民时代原住民历史与文化被商业化的现状,并聚焦于原住民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凯里在《杰克·麦格斯》中将麦格威奇(小说中更名为麦格斯)这样的男性流放犯看作澳大利亚的建国之父,但小说以伦敦为主体的故事结构、麦格斯对英国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澳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传承等均说明澳国族身份难以摆脱英国的影响。凯里建构的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白澳身份具有矛盾性。与凯里塑造的男性流放犯神话不同,努南在《麦格威奇》中突出了流放地白人女性(包括女性流放犯和流放犯的女性后代)在流放地经济发展和思想风貌塑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她们同样为构建白澳身份作出重要贡献。《麦格威奇》与《杰克·麦格斯》关注狄更斯小说中边缘化的流放犯,弗拉纳根的《欲望》则将狄更斯作品中完全缺席的群体—澳大利亚原住民—置于文本中心。小说展现了原住民被殖民时期的历史与他们的独特文化,批判英帝国对原住民进行的殖民占领与文化压迫,并强调原住民历史文化是澳国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德的《蓝鸟咖啡馆》同样关注原住民历史与文化,但该小说着重展现了白人开设的博物馆对原住民文化及其被殖民历史与当代历史的储存。换言之,从被殖民时期至今,原住民从未掌握展现自身历史文化的权力,他们尚未被纳入澳国族身份之内,而且自身独特的族群与文化身份也被剥夺。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改写狄更斯的作品和传记,讲述了流放至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塑造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构建了以流放犯和原住民为主体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