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启蒙话题却是一个当代话题。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启蒙文化在推动现代社会的创建与发展，传播民主、自由、平等等正面价值的同时，也导致了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等负面效应。在启蒙理想与启蒙问题并存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启蒙？如何区分启蒙理性主义哲学导致的工具理性与启蒙本身的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否意味着对启蒙的推翻？正是上述这些尖锐的问题，促使我们有必要从美学的角度重新切入维柯的思想领域，因为事实表明，维柯的历史诗学能为我们反思启蒙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效路径。　　作为十八世纪的美学家和反现代思想的创始人，维柯的诗学并不是关注诗性创作的文本诗学，也不仅是发现原始诗性思维具有想象特质的审美理论，而是以诗性思维为基础，通过诗性思维创建的诗性文化和历史对启蒙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全面反思的一种历史诗学。在由工具理性和抽象思维主导的启蒙理性主义哲学中，维柯看到了神圣与世俗的矛盾、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看到了英雄精神的消失与平庸文化的发生，以及理性反思与诗性价值的失衡。通过返回古代的诗性文化，维柯试图寻找克服启蒙现代性问题的路径。　　因此，维柯的诗学不仅是考察诗性思维与历史创建的历史诗学，更体现了寻找文明发展的可能性的人文关怀。在维柯的历史诗学中，对原始诗性思维与诗性文化的考察是为了修正现代性问题，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诗性思维在维柯的历史诗学中不仅是对原始思维方式的描述，以及文化创建的起点，更是抽象理性思维的对立面。在诗性思维创建的古代文化中，蕴含着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的改进因素。从这一角度来说，维柯的历史诗学不仅是追溯过去的，更是面向未来的。诗性智慧中包含的神圣精神、英雄叙事以及正义观念，可以促进我们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　　但维柯对启蒙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启蒙的否定。一方面，维柯反思了抽象理性主义哲学导致的科学主义、平庸文化、文化一元论等问题;但另一方面，维柯却意识到，只有理性时代才拥有真正自由、平等的人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告别野蛮的习俗和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换言之，维柯的历史诗学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新启蒙，而不是反启蒙。通过维柯的历史诗学，我们可以对诗性智慧与理性思维的平衡、神圣精神与世俗生活的融合、英雄精神与普世价值的均衡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如何有效的启蒙以及避免启蒙现代性问题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