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深入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与技术发展瞬息万变。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除了内生,也就是依靠企业自身业务的发展之外,并购成为了企业迅速扩大规模、进入新市场、新领域以及保持、巩固与增强自身优势的不二法门。企业并购的实践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自工业革命开始,经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与高度发达等多个阶段,导致了欧美国家市场寡头竞争等后果,也造就了当今世界上大量优秀的大企业。可以说,并购既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在世界经济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并购浪潮。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主要是横向并购,也就是同行业之间的并购,促进了规模效应的形成；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纵向并购,也就是上下游行业直接的并购,并产生了寡头垄断的格局；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特点是混合并购,也就是跨行业的并购,与当时技术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新兴行业的出现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杠杆收购的大量运用是这一次并购浪潮的主要特征；第五次并购浪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跨国并购的兴盛是这一次并购浪潮的特征,并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最近一次在2004到2007年间发生的并购浪潮,其基本特征是资源型并购,能源、矿产等资源性企业是并购的主导企业。在如今的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并购活动日趋频繁,所涉及的交易金额也日益庞大。对于企业来说,并购活动可能是出于战略考虑,也可能是企业管理层的过度自信、自利行为,甚至可能是控股股东与管理层合谋的掏空上市公司资产的行为；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上市公司并购与资本市场上股价的起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正面或是负面的反应。根据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当今中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弱式有效的阶段,其有效性还在不断的加强。因此,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所导致的企业实际价值变动与其股价变动直接相关。并购活动带来的影响不仅在于企业的价值变动,也在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增减。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绩效将能更明确的把握并购是否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一条康庄大道,并购是否真正提高了企业经营的效率以及是否真正的实现了企业内外部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首先回顾了对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的国内外研究,随后介绍了并购的理论、并购在中国的发展现状；然后,建立了本文事件研究法的研究规范和模型等,也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指标的选择标准和聚类方法等内容。本文研究上市公司并购绩效采用的方法是事件研究法,通过资本市场与并购活动的紧密联系来研究并购活动的绩效。在事件研究法中,本文采用了反常收益这一指标来研究并购绩效,通过研究并购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所表现出的积累反常收益,来确认并购的绩效。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于CSMAR并购数据库、股票交易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研究系列数据库,所选择的样本涵盖了2011年-2012年的并购交易,共包括了252家公司,其中并购方121家,被并购方131家。同时,本文也采用了一元回归分析法,来确定企业的正常收益。通过并购前一段时期内该企业股票的收益率情况来估计企业的贝塔值,用以计算在并购窗口期企业股票的预期正常收益。在最后的实证研究中,本文还用到了财务指标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以期对并购绩效的事件研究做出中期范围内企业财务与经营方面的佐证。通过以上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出了以下并购绩效的实证结论。(1)我们主要利用了事件研究法进行并购评价期中所反映的积累反常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中,并购方的并购绩效通常是负面的,而被并购方的并购绩效通常是正面的；(2)我们对不同市场上的公司也进行了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分别考察,发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并购企业,其并购绩效特征与总体样本的特征基本一致；(3)我们也对并购方按照并购理论的并购双方行业类别进行了分别研究,虽然遇到了样本量较小等不利影响,但是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并购方来说,横向并购与多元化并购的绩效都是负面的,纵向并购的绩效则不太显著。(4)我们还对并购企业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对于并购方而言,并购活动开始前半年至一年内,其各项财务指标均较好,而在并购之后的半年到一年内,部分或全部财务指标都有恶化的倾向；而对于被并购方而已,并购活动开始前半年至一年内,其各项财务指标较差,在并购发生的半年以及其后的半年财务指标均有所改善,但是在并购发生一年后也恶化了。聚类分析提供了并购后一段时间内实施并购企业的整体变化。从聚类分析中,我们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并购方企业整体经营绩效变差,被并购方短期经营绩效有所提高,而中期内的变化则不够明确。本文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前很多学者尝试将事件研究法和财务研究法结合起来,以求分别研究企业并购对企业绩效的长短期影响。本文由于研究范围的限制,未能研究并购的长期影响,仅以财务数据作为事件研究法的一种印证。其次,本文对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集中在中国A股市场,忽视了对于中小企业的并购绩效研究,可能其研究结论并不适于在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同时,本文所选择的时间长度较短,所选取的样本也较少,可能不足以得出有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