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典型特征,在老龄化进程中,减少老年贫困、实现积极老龄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约为2.67亿,占总人口数比重已达到18.9%,远超过联合国界定的老龄化标准线10%。这种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严峻的挑战。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然已基本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全覆盖,为实现积极老龄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另外,虽然我国在2021年已经实现全面脱离绝对贫困的目标,但是相对贫困仍然不能忽视。一方面,年龄和健康等因素减少了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机会,引发了收入、资产、消费等物质方面的贫困;另一方面,在非物质贫困方面,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与智能电子终端的广泛应用,如何跨越“数字鸿沟”也是老年人口面临的难题;此外,空巢、独居等生活模式在老年人口当中较为普遍,老年人口的心理状态、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等也是现实经济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上述现象综合来看共同构成了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特征。因此,客观准确地测度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程度、深入研究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减贫效果,进而关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等问题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本文沿着“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老龄化对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可持续性的影响→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界定与测度→社会保障制度减贫效果的实证分析→总体研究结论”这一逻辑主线进行研究。全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对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贫困和减贫过程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基于宏观省际面板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数理模型推演、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和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如下:第一,财政负担是财政可持续性的具体表现,关系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和可持续运行。本文基于两期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老年抚养比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利用我国2012-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以间接税负作为门限变量,在构建面板平滑门限回归（PSTR）模型基础上,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地方财政负担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显示,随着间接税负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地方财政负担的影响由正向转为负向。进一步研究发现,间接税负水平和人口老龄化通过调整家庭消费水平和家庭资源配置影响地方财政负担水平。因此,合理地调整间接税负水平,是保证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运行的财政基础,在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养老方面的财政政策。第二,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但并不是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和地区（不含港澳台）2002-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PSTR模型,以代表养老保障水平的平均替代率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老龄化背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率变动的非线性特征、时间趋势及地区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平均替代率对累计结余率有负向非线性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门槛值（10.63%）时,提升平均替代率将加速对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消耗。人口老龄化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可持续性存在负向直接效应,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存在正向直接效应。人口老龄化通过入院人数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产生正向的间接效应;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均收入水平和入院人数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产生正向的间接效应,通过医院病床使用率产生负向的间接效应。为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定持续发展,短期内应继续保持当前的平均替代率水平,长期来看,要逐步缩小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变化的地区差异,进一步降低制度赡养率,适时调整价格变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和就业政策,均衡提高单位和个人缴费能力,进一步完善参保缴费政策,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个体从业人员等,提升参保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扩面空间,优化参保结构。第三,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容易发生老年多维贫困问题,信息、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心理对老年多维贫困的贡献率依次减弱。本文基于2017年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构建了包含信息维度的老年多维贫困测度体系,采用A-F方法对我国老年多维贫困程度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在信息化社会,信息维度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多维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各省市和地区老年多维贫困水平存在差异,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程度要高于城镇地区;老年女性、单身老年人口面临的多维贫困要比男性和非单身更加严重;参保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年群体的多维贫困程度存在差异。第四,越高层次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其减贫效果越好,发挥减贫作用的维度范围也越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多维贫困的测度结果检验了参保不同类型养老和医疗保险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减贫效果,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发现,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减贫效果最佳,减贫效果辐射的范围最大,政府及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减贫效果次之,城乡居民养老金和其他公益性保障金的减贫效果相对较弱且较为接近。对比不同医疗保障政策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减贫效果发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最优,且减贫作用的辐射范围最大,其次是公费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减贫效果最弱,辐射范围也最小。第五,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家庭人口数、性别、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参保层次等因素均对老年多维贫困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采用Logit回归和泊松回归模型,分析了微观个体特征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发生多维贫困的比率要高于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发生多维贫困的比率依次增加;老年人口所在家庭的人口数越多,越有利于缓解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多维贫困问题;老年多维贫困的程度以及发生多维贫困的比率将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在老年人口当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的境地,且多维贫困的程度更加严重;老年人口参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缓解多维贫困问题。在信息化社会中,多维贫困中的信息要素对老年多维贫困的影响日益明显,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应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第六,医疗保险是缓解老年人口健康贫困的有效措施,老年人口所在的家庭人口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会影响老年人口的健康贫困程度。本文基于2012、2014、2016以及2018年四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采用A-F方法测度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健康贫困程度,并采用Logit回归和泊松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及微观个体因素对健康贫困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医疗保险对老年健康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疾病状况、自评健康水平、精神健康等对老年健康贫困的贡献率较高;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对老年健康贫困影响力依次减弱,家庭人数多、农村地区、年龄偏大、女性、文盲、单身等特征的老年群体更易陷入健康贫困。保证我国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运行,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减缓老年多维贫困对实现我国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围绕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减贫效果展开实证研究,所得结论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减少老年贫困补充了新的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