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至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从宣扬环保理念到相关政策出台,都在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完成修订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重要一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我国企业深耕主业发展实体投资,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非金融企业实业投资持续下降而金融投资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环保法》的施行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接着创新性地引入违约距离这一中介变量,检验财务风险在环境规制抑制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最后检验经营绩效、银行信贷和产权性质对金融化抑制的调节机制。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企业金融化水平逐年上升,重污染行业金融化水平普遍低于其他行业,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显著高于民营企业。第二、新《环保法》的施行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程度。第三、通过引入KMV模型和Merton模型估计出的违约距离变量,实证检验出财务风险在环境规制对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即环境法制建设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增加,从而抑制其金融投资水平。佐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趋严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内部积累、流动性和企业价值等财务指标,还导致了行业整体商业信用的收缩,进一步佐证了财务风险这一中介作用。第四、绩效越差、银行借款比例越高的企业,金融化抑制效果越明显。相比于民营企业,国企的政策效果明显。本文的研究可为环境法制建设的政策效果和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提供参考。对国家制定环境规制配套政策,支持重污染企业创新投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对重污染企业合理金融投资,防范财务风险、稳健经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