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最初是作者为保有自行支配作品的权利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自发成立的维权组织,至今发展已有两百余年。纵观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历程,从帮助作者进行维权诉讼到大范围许可使用费的收转,再到为提高著作权许可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而开发作品的多元许可模式,其职能定位和价值内涵都发生了很大转变。技术的发展推动著作权法的扩张,每当新的传播技术引发新的作品利用方式时,著作权人就试图将该利用方式纳入到著作权法权利规范体系中来。而集体管理组织就是在新传播技术引发作品大规模使用时,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并促进作品广泛传播,才开始承担著作权许可交易的职能。特别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技术时代,作品的创作方式、使用方式、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怎样利用新技术解决海量规模的作品使用问题,并利用数字信息管理技术建立新型的数字化作品许可系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第一章从三个层面探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临的制度困境。我国集体管理组织是为顺应国际发展潮流而由政府主导建立,并非由著作权许可市场产业主体长期的博弈形成。正因为如此,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指令与市场规律之间的裹狭。其一是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规范我国著作权许可乱象,出台行政法规确立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性1。法定垄断导致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缺少许可渠道竞争和管理机制竞争,不仅著作权人在集体管理组织之外无法自行支配自己的作品,集体管理组织自身也没有足够动力提高管理水平。法定垄断还导致集体管理组织在维护著作权人利益以及许可使用费的收转方面履行不力,也没有开发出能满足作品使用者多样化需求的多元许可模式。而当前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大规模海量使用作品成为常态,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传统运行模式无法满足产业主体的需求,集体管理制度也一度陷入失灵状态。其二是集体管理组织一揽子许可模式已经不符合互联网技术下对作品的多元需求,并且这种模式刻意忽略了不同作品实际利用价值的区别,也就间接阻断了著作权人之间对于作品的竞争。除此之外,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居高不下的管理费用以及与之不匹配的管理水准,都加深了著作权人对集体管理组织的不信任感。其三是在前述制度困境下,2012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过程中,为解决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利用作品的问题,增强集体管理组织的广泛代表性,立法者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引起诸多著作权人的不满和声讨。尽管最终的《修改草案送审稿》将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范围缩小到自助点歌系统范围内,但随后又加上了“其他方式”的表述,大大拓宽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一方面,这样宽泛的规定可能导致我国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市场支配力地位;另一方面,在尚无有关如何切实的保障非会员著作权人利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如此宽泛的规定很有可能损害非会员著作权人的利益,削弱了著作权的私权性。本文第二章旨在论证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选择的运作模式。有效的运作模式需要深入了解集体管理组织本身的价值内涵及其变化。集体管理组织能有效运作的基础是著作权人基于意思自治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准予管理其作品的协议。随着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壮大,在一国领域内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集体管理组织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为保护作品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在政府的干预下为集体管理组织强制加入抑制垄断的价值目标。对于运作模式类型而言,垄断模式和竞争模式各有优劣。尽管自由竞争模式为著作权人提供了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多种选择,也促使集体管理组织为吸纳更多会员著作权人而不断提升管理水平,但我国当前的集体管理组织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定程度的垄断性是集体管理组织有效运作所必需的。因此,在准许著作权人对集体管理组织为非专有许可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垄断,是我国当前集体管理组织发展的理性选择。本文第三章探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互联网时代应当开创多元许可模式和数字化作品许可系统。对于许可模式而言,首先应适当放开竞争渠道,允许著作权人在集体管理组织模式之外能够自行支配作品;其次,为满足互联网时代不同类型作品使用者的需求以及新作品类型,如多媒体作品的权利归属的复杂问题,应开发出多元化的许可模式。另外,通过借鉴美国版权结算中心(CCC)模式的经验,如今集体管理组织愈加趋向于“中间化”状态发展。集体管理组织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数字化作品许可系统已是势在必行。通过借鉴国外i Tunes Store模式和Copymart构想,合理构建我国数字化作品交易平台。本文第四章探讨我国引入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问题。该制度在上世纪60年代起源于北欧国家,而当前一些国家将该制度应用于解决网络空间的大规模作品许可问题。笔者认为,我国需在法律规定中严格限定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适用资格、适用范围和保障非会员权利人利益的具体方案;并且伴随着集体管理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日渐成熟的许可机制,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应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