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行为体互动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何准确投射形象和传递意图进而影响对方的认知与选择是国家行为体互动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楔子战略作为一种战略行为,同时也是信号传递的过程。本文研究的是楔子战略的可信信号问题。在楔子战略中,可信信号应该具备两个特征,即清晰性和昂贵性。当威胁和机遇较容易识别时,精英认知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当威胁和机遇不容易识别时,精英认知更容易出现分歧。精英认知一致性是释放清晰信号的基础。精英认知一致,释放的信号才能清晰连贯。与此同时,沉没成本和观众成本对精英形成了一定对束缚。高昂的沉没成本和观众成本使得释放虚张声势的可能性降低。主动追加沉没成本和制造观众成本可以使得信号更加可信。清晰性和昂贵性共同标志着一个信号的可信度。在非欺骗意图情境下,信号越清晰可信,则信息耗散越少,合意性越强,即能更加准确传递楔子战略中分化者意图,按照分化者意图对目标国施加影响,从而降低信息耗散产生的信号干扰,以及减少由信号干扰造成的非意图性后果。本文选取冷战时期美国预阻和分化中苏同盟两个案例对楔子理论的可信信号进行了验证。本案例中对于威胁和机遇的精英认知较为分裂,国务院与国防部常常意见向左。国务院的对华政策更偏好选择调适性楔子。国防部则更多从军事安全角度考虑对华政策,不能完全认同国务院的战略手段,国务院不得不时常作出一些妥协。美国这使得此时期的对华政策信号传递不够清晰。另外,美国没有通过中国的诚意测试,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对中国的让步。显然美国在信号成本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与对共产党中国的信号成本投入不足相对比的是,美国前期为支持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事实上造成了大量的沉没成本。此外美国国内的院外援华集团势力非常强大,对杜鲁门政府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束缚。这些矛盾的政策信号导致中国觉得美国发出的楔子战略信号的可信度并不高。中共与美国交往的历史经验也支持了这一点,因此美国预阻中苏联盟几乎不可能取得成功。在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后中国与苏联的联盟更加牢固,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威胁更加清晰可见,短期内分化中苏同盟的努力也成为泡影。美国的精英普遍转变了对中国楔子战略的看法,以压促变的对抗性楔子战略成为美国精英的共识。美国对华政策的模糊性逐渐消失。此外,美国国内的反共浪潮高涨,院外援华集团和“百万人委员会”等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的群体十分活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楔子战略中灵活性的一面。因此美国向中国释放出了清晰明确的对抗性楔子战略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和军事调动协防金门、马祖,以及将台湾问题纳入国内政治议题,使美国发出的对抗信号成本高昂,增加了其可信度。中国与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支持了这一点。1958年台海危机暴露出了中苏同盟的分歧,这一时期美国楔子战略的可信信号传递使得对抗性楔子得到了较好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