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国外非法证据证明责任进行了比较法上的考虑，分析了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特殊性，讨论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和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的价值；同时还对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实现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的制度构建。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比较法考察。本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对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规定进行比较法考察，虽然各国对等非法证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有所不同，规定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以及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有所不同，却仍具有一些共同点：各国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无一例外都反对通过非法的方法获取证据；对于通过非法行为和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各国原则上都是持排除的态度；在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虽然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但是基于司法人员有责任证明其司法行为的合法性的法理，各国都基本上同意由控方承担证明其之前提供的证据合法的责任。　　 第二章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构建。该章分析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特殊性，证明主体具有特殊性，非法证据证明主体不统一；证明对象具有特殊性，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证明对象，就是控诉方提供的证据是不是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属于典型的程序法上的事实；证明后果也具有特殊性，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证明结果并不像其他程序法上事实的证明责任的证明结果一样，非法证据的证明结果对实体案件事实具有直接并且非常重大的影响。确立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具体的证明规则如下：被告人提出控诉方提供的证据非法的主张后，必须提供能够使法官对证据合法性产生怀疑的表面证据。一旦法官认同了被告人提出的控诉方提供的证据非法的抗辩，控诉方就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之前提供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取得的程序合法、获取的方法合法，如果控诉方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证据的合法性，则其将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既其提供的非法证据将会被排除。同时，控诉方的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控告人的证明要达到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概括了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具有的价值：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有利于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有利于约束侦控人员的侦控行为，督促其依法办案，从而提高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完善的刑事证明责任体系。　　 第三章我国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实践困境及原因分析。本章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对我国当前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立法上，我国目前只通过法律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适用的证明标准等具体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提出控诉方提供的证据非法时，法院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处理方式也是大部分法院采取的做法，就是要求被告提出证据证明控诉方提供的证据的非法性，如果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就判定控诉方提供的证据是合法。第二种处理方式就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取证，因为在我国法官有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因此，有的法官在对控诉方提供的证据产生怀疑时就会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取证。第三种处理方式就是当被告人提出控诉方提供的证据非法时，法官就会要求控诉方提供一定的证据予以证明其提供的证据的合法性，而此时控方的常用做法就是要么出具一份审讯单位提供的“无刑讯逼供证明书”，要么就是向法庭出具一份审讯时的录音录像资料。　　 第四章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之实现。本章主要是对实现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倒置进行了制度保障上的构建，主要提出了五种制度保障措施：侦押分立制度；审讯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到场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人身检查制度。对于侦押分立制度的完善还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通过行政法规规定将看守所改为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并实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以完成体制的转变和交接。应当明确规定统一在看守所的刑事讯问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讯问犯罪嫌疑人都是违法的，并且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同时，也构建了几项保障讯问时律师到场制度的几个措施：建立事先告知程序；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和签字权。而对于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也需要从观念和立法两个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