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消费的提质增容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如何促进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提高消费质量对新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有重大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快速覆盖各个阶层,其便利性和支付性降低了交易成本,释放了消费潜能。所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新经济背景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市级层面上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当地微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微观家庭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以当年居民微观家庭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市级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作为解释变量,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控制变量为家庭、户主层面的特征变量及城市发展的相关指标。根据基准回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居民食品、居住、日用品、医疗保健、交通、教育文化以及其他消费的支出,对服装的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多级指标回归,数字普惠金融的支付业务对消费和消费结构的促进效应更强,数字普惠金融可能通过支付业务影响消费。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途径,本文以相关消费理论为基础,结合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中体现出的特征,提出四个假设:数字普惠金融可能通过收入效应、示范效应、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四个途径影响消费及消费结构。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1、收入效应:以居民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增加促进消费支出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2、示范效应:通过构建家庭所在市周围人均消费和消费结构作为示范效应的代理变量。示范效应机制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周围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可以通过促进周围人群消费结构升级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3.便利支付机制:将家庭分为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和不使用移动支付的家庭,进行分样本回归。实证分析表明对于移动支付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消费支出以及消费结构升级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便利支付影响消费。这一影响机制在城乡区域上存在异质性,城镇样本的促进效应比农村样本更强。4.缓解流动性约束机制:本文以使用信用卡且消费分期的家庭作为低流动性约束家庭,否则为高约束家庭。经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能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机制影响消费。根据收入对消费的重要性以及基准回归中受教育程度对消费的显著性影响对收入和消费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分析发现,对于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的精英阶层,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消费支出,且相对其他阶层促进效应更强。原因可能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存在不平衡问题,精英阶层在大数据背景下,有可能获取全部的信息信息,优化消费决策,实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促进消费支出的增加,从而对大众阶层产生示范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虽然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但在城乡分布和收入分布上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处于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其往往受教育程度、风险容忍程度较低,金融意识薄弱,从而对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兴的形式产生排斥。因此,加大对农村居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关于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服务内容的普及教育和金融素养的培养,可以使得农村居民和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丰富生活,拓宽消费途径,提高金融可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