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算太长，在前辈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近年来随着出土法律文献的大量问世，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主要依据的史料也是两部重要的出土法律文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二年律令”，这两部法律文献出土以后，学者都对其各个方面进行了相当的研究，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两部法律文献中有关“贼律”的内容，并同时参考相应的传世文献来论证汉初儒法并举并举法律原则是对秦律中相关内容的继承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法律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本文以“贼律”为研究切入点，首先论证了《二年律令·贼律》对秦律法家法律原则的继承于发展，并具体将这一法律原则的表现形式归纳为对法家崇尚酷刑法律原则继承与发展和对秦律中法家“缘法而治”法律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这两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从而得出汉初的《二年律令·贼律》法家法律原则是在继承秦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次又论证了《二年律令·贼律》对秦律儒家法律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具体将这一法律原则的表现形式归纳为对崇尚“孝”的伦理价值的法律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和对崇尚“父权”、“夫权”伦理价值的法律原则的继承与发展这两方面予以阐述，从而得出《二年律令·贼律》儒家法律原则同样也是在继承了秦律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最后本文又从更加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汉初儒法并举法律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影响，以期从更高的历史视角来论证汉初儒法并举法律原则产生的客观性与必然性。由于本文的研究立足于“贼律”部分，因此在文章最后附上笔者对“贼律”的一些考释，以方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文中的一些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