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在乡里社会德行高尚、声望远播的人被称为“乡贤”。明清时期乡贤文化发展较为鼎盛,突出表现在各地“乡贤祠”的设置,地方上品学兼优且得到民众推崇者死后祀于其乡,入乡贤祠。“乡贤祠”是褒奖地方贤达人士在乡里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方式,也是统治者对地方社会民众实行教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地方社会的乡贤文化应从传统社会乡贤文化入手,明清时期阳城有着丰富的乡贤文化,乡贤典型代表众多,且多以家族的形式在地方社会发挥作用,乡贤家族中优秀族人如王国光、陈廷敬、张慎言、王重新、田从典等,构成了阳城明清乡贤群体,历史文化望族的身份也是传统乡贤身上的另一标签,贤人名士与文化家族成为明清时期阳城地方社会重要的人文景观,二者也促成阳城崇文重德、耕读传家的地方社会风气。在这背后,是乡贤进行家族建设与地方社会建设的努力,乡贤家族文化中蕴含着修身、齐家、处世、为官的生动内核,由此形成的优良家风浸润在家族成员的血脉中,对地方民众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地方社会的建设上,乡贤群体致力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良风美俗的形成;参与到地方公共建设、地方救济事务和文教事务中;他们还为民请愿,在与官府的互动中构建起规范的地方秩序。乡贤作为地方社会德业、学业较突出者,人们对乡贤的崇尚不仅是用于祭祀的乡贤祠,更多的是对乡贤事迹的书面记录与口头传承,书面记录多以古今乡贤传记、墓志铭、序表以及碑刻等的方式进行,其中包含对乡贤事迹的描述及对乡贤的评价,口头传承主要以乡贤所在的地方社会为传播区域,通常以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乡贤的事迹,以此称颂乡里贤达人士,彰显地方社会的乡贤风貌。传统乡贤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在这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得以形成,有为官清廉者、地方守护者,也有乐善好施者、教育传播者等,无论何种形象,均表现出乡贤身上的品质与修养,善行与义举。乡贤文化在阳城是传承着的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乡贤文化激励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成为新时期乡贤文化的历史依据。在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等的背景下,阳城县挖掘本地的乡贤文化,依据德行、才能、声望的标准在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普通民众等群体中寻找乡贤,建设“新乡贤文化”。与传统乡贤群体相比,新乡贤的群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也突破了性别限制的不足。新乡贤在参与村落事务的方式上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致力于公益事业、调处矛盾、移风易俗方面的新乡贤,也有致力于地域文化传承、带头致富的新乡贤,在每类下还可细分为更小的类别,呈现出多样化的参与方式。本文在论述新乡贤文化与地方社会关系时,以新乡贤个体实践活动为个案进行研究,兼顾新乡贤的口述资料,对于分析新乡贤文化的当代表述具有一定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也使新乡贤的村落实践之路更为生动。重新审视由地方政府主持的新乡贤文化建设活动,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民众对于乡贤文化认识度不够、参与度不高,乡贤组织未能很好的发挥其效用等。从政府、民众与乡贤三个层面上进行共建是当下阳城新乡贤文化建设的路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