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上市公司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成为公司进入下一个发展周期的钥匙。但是,长期以来,非效率投资一直是困扰公司发展的难题。相比投资不足,过度投资造成更多资源的浪费,如何治理过度投资问题,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研究重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离不开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商业信用也成为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业信用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以及预收账款等形式为企业提供短期资金的融通,一方面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公司使用的商业信用如果能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那么超额商业信用大于零,反之则小于零,此时商业信用不能满足经营发展的需要。商业信用实质上是向企业提供资金,超额商业信用不可避免地也会给企业带来现金流,现金流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商业信用因为供应商与企业签订的契约合同,可以有效地治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是超额商业信用能否发挥治理作用至今并无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由此,文章研究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分析超额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企业的成长能力会影响其融资、投资决策。高成长性企业投资机会多,低成长性企业投资机会少。高成长性企业管理高效,投资决策更加严谨;低成长性企业,因为寻求发展机会,往往会进行盲目投资,进而导致过度投资。不同成长性企业面临的投融资情况存在区别。因此有必要从成长性角度分析超额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由此,文章研究的第二个内容是,分析超额商业信用与成长性的交互作用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文章在梳理相关文献及理论的基础上,以2006-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超额商业信用、超额商业信用与成长性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超额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具有正向关系,超额商业信用实质上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现金流,加剧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导致过度投资。第二,高成长性企业反而会减少超额商业信用的过度投资行为,超额商业信用与成长性的交乘项与过度投资显著负相关,高成长性公司管理机制完善、投资决策严谨可以减少超额商业信用的过度投资行为。文章理论上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从超额商业信用角度实证分析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扩展了债务融资对投资行为的研究视角。第二,文章从企业成长性角度,考察不同成长性下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是否会存在不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债务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文章也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希望可以缓解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首先要加强对商业信用的管理,建立一个商业信用管理系统,将商业信用确定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其次,完善上市公司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经理人的经营能力;再次,健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最后,完善经理人市场,通过外界监督机制来制约经理人的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