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三十年代，无疑又是现代词学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词学体系的建立、词学大师的涌现、词学期刊的创办、词体革命的进行以及词集阐释的探索，无一不在现代词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龙榆生提出“三义”、“八学”，标志着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确立。三十年代关于词学研究体系的讨论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李冰若提出了不同于龙榆生的“四部研究体系”，即整理纂辑之学、词乐词律之学、评注谱传之学和读词之学。相比于龙榆生的“八学”，李冰若的“四部”更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他对元明清词总集编纂的难度估计、对域外词集搜辑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善本词集整理影印的热切渴望，都说明了李冰若对词学研究的远见卓识。李冰若的词学体系，以文献学为基础、以文艺学为指导，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一定的系统性。“读词”之学也是李冰若词学研究的特色之一。　　三十年代是词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以唐圭璋、夏承焘、龙榆生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词学传人，均出于这一时期。第三代词学传人的成长经历，可以分为童蒙幼学、从师学词和从教治词三个阶段。纵观第三代词学传人的成长模式，童年时期严格的蒙学教育，培养了他们在记诵、章句、文章等方面的扎实基础;幼年时期的学堂教育，激发了他们诗词创作的兴趣;大学时期，一方面接受循序渐进的词学教育，另一方面又接触经史子集、古今中外各方面知识，形成了既专且博的知识特点。大学之外，师徒授受的传统方式，即达到了释疑解惑的目的，也明确了从事词学的历史责任。进入学校任教以后，学校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文献基础和学术氛围，让他们在词学的起点就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统计发现，三十年代的词学论文，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占据了民国时期词学论文的半壁江山。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1933-1936这四年是词学论文的高产时期，这不仅与《词学季刊》的创办有关，也与“杂志年”的文化现象有密切联系。《青鹤》是《词学季刊》之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从栏目的对比上，可以发现两刊在栏目设置上存在某些共性;从刊载论文上，可以找到相同作者的同一篇论文;从撰述群体上，可以划出一大群两刊共有的作家队伍;从两刊交流而言，《词学季刊》主编龙榆生曾在《青鹤》发表词作，说明他应该阅读过《青鹤》，再加上夏敬观、黄孝纾等人经常往来于陈灨一和龙榆生之间，两刊主编应该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这所有的共性交织在一起，足以说明《青鹤》对《词学季刊》是有一定影响的。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之时，应该是借鉴了《青鹤》的典范和经验。通过现代传媒的视野，可以总结出三十年代词学的特征:词学被具有平民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所掌握，他们一方面构建封闭的精英词学，一方面又传播开放的大众词学，于是，这一时期的词学带上了鲜明的精英文化的特点，也具有了朴素的平民化特征。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的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这种词体缺席的状态，起于1899年的“诗界革命”，迄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这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的理论，应该是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是，此时的词体革命，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直到1933年，曾今可发起“词的解放”运动，才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是词体自觉的革命，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次革命，拥有固定的人群，开辟专门的阵地，具备一定的规模，展开激烈的论争，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是，因为充斥着强烈的都市气息和小资情调，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气息。后来，李冰若和卢冀野对“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这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过程，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词体革命进程中，各家的词体定位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也就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是，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也有深远的影响。　　词集笺注是现代词学的重要现象。三十年代出现的两部《花间集》注本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略早于华连圃的《花间集注》，是第一部《花间集》注本。学人笺注词集的现实目的是服务教学，深层原因则是注词地位的日益提高，注词甚至可与注诗、注经相提并论。民国时期的词集笺注，体例完备，基本形成了现代词学的笺注模式。传统的“循源溯流”法和“章句法”也被广泛运用于两部《花间集》注释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