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之际,是中国学术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孕育和发展时期。庆历三年的政治革新虽然没有成功,但庆历士人“和而不同”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笃于自信”的学术创新意识,对后世政治、文学和士人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庆历之际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间概念,笔者以庆历年间活跃士人的主要政治文学活动时期为参照,把自天圣末到嘉祜初的二十余年时间,纳入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庆历士风的培育和养成,除了北宋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内部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其一是刘太后女主执政与传统政治伦理的冲突,为庆历士风的孕育准备了现实土壤;其二,宋仁宗的为政风格和性格特点,为庆历士风的张扬提供了表演舞台。笔者通过对仁宗庆历年间的四大政治事件考述,研究庆历之际士人的政治行为和心态发展,由此描绘出庆历士风的基本风貌,并尝试探寻士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矛盾因子,以及士风不同侧面在文学上最典型的呈现。庆历四年发生的“争水洛城事”,是北宋对西夏两种不同战略思想的碰撞。了解“争水洛城事”的背景,需要从宋夏关系发展、仁宗的对夏战略和当时具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入手。水洛城之争反映了庆历“和而不同”政治理念,在“争水洛城事”中也出现不和谐的声音。庆历之际的论兵之文体现了文人对现实军事政治的关注,其重议论和逻辑思维的特点,也构成宋文重要的审美特征。庆历士风的张扬刺激了政治文学的兴盛,而“诗文干政”是政治文学特殊的表现形式。笔者以《庆历圣德诗》为中心,研究这种特殊政治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对现实政治和士风造成的影响。庆历之际出现的以“诗文干政”为代表的政治文学,其精神价值虽不容抹煞,但其所做出的历史审判却并非公正,而这样的不公正加速了士人的分化。随着文官体制的确立和文人政治斗争的复杂化,迁谪文学渐渐超越文学层面,成为封建官僚体制下一个内涵及其丰富的文化现象。笔者以《岳阳楼记》为中心,通过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考述,审视文人政治的局限性和庆历士风自身的颠覆因子。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主要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其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实际上是统治层对文人轻薄之风的调整与纠正。“进奏院狱”长期被淹没在人们的政治解读中,它在文人心态发展历程上的历史作用应该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