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总会对译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触及翻译的整个过程,包括翻译材料选取、翻译策略以及译文的接受与传播。因此,在研究翻译时,这些因素绝不能被忽视。从80年代起,研究者开始从文化角度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翻译研究,其中,安德鲁·勒菲维尔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有三种,即目的语言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以及翻译赞助人。与此同时,他指出,翻译其实是对原文一种改写。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译者可能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的影响而对原文做出不同程度的改写,从而满足不同时期目的读者的需要。勒菲维尔的操控理论得到了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的关注。这个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翻译中的重译和误译现象,使人们了解到,这些“不忠实的”翻译其实也是这些操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三个因素分别对翻译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学者著文分析,但是,将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全面地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比较少。在过去几年中,那些创作于数十年或上百年前的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一直是这个理论考察的对象。对它们的多个译本对比研究为操控理论的实用行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当代作品在当代的翻译还没有人用这个理论著文分析。本论文基于勒菲维尔的操控理论,尝试以一部由澳大利亚作家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于80年代被译成中文的畅销小说《荆棘鸟》的曾胡译本为案例,分析80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该小说翻译的赞助者对曾胡翻译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曾胡翻译确实影响了曾胡的译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以及译本后来的名声。只是,由于翻译和创作的时间几乎是同一时期,因此译文对原文的改写程度比翻译与写作时空距离大的情况要小的多。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论文写作缘起,论文意义,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第一章是文献综述,将以往针对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做了简要整理,同时简要介绍了《荆棘鸟》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第二章陈述了论文的理论依据。首先介绍了勒菲维尔的操控理论的起源、其三个主要影响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概念,以及三要素对文学翻译的作用。第三章研究意识形态与赞助者分别对曾胡翻译活动和译文的操控影响及其表现,证明了译者的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采用以及译文的名声的形成都确实受到了译者所在社会中意识形态以及翻译赞助者的影响。但是,由于《荆棘鸟》的创作和翻译几乎在同一时期,而且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别逐渐减小的情况下,译文的结构和内容与原文几乎一致,只有很小部分是译者为了符合译入语的社会道德而做出了省略,总体来说,改写的程度相对较低。第四章研究诗学对曾胡翻译策略的操控影响以及表现。80年代的主流诗学决定了小说翻译必然以归化为主,而辅之以异化,以保留原语文化中的“异质性”。最后得出结论:社会文化因素确实在翻译材料的选取、翻译策略的决定以及译文形态和名声方面对译者产生影响。但是,通过对曾胡译本的分析发现,其改写程度比过去译者对原文的改写程度要小的多。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和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荒漠”中走出来,并且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阶级斗争不再是人民生活的重点。人民群众对中外文学作品的阅读渴望变得十分强烈,因而出现了又一次翻译热潮。此时的阅读也不再是为了革命进步,而更多的是为了欣赏文学、娱乐以及获取知识。这个时期的诗学因此是以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而存在的:小说的翻译应该保留原文的异质性同时还要有流畅易读的特点。在《荆棘鸟》翻译中,译者努力想要实现译文的两大功能:提供知识并可以作为艺术欣赏对象。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就是以归化为主,展现中文语言的美,同时尽量保存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即澳大利亚风情。赞助者即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人。在对《荆棘鸟》的影响上,出版社作为机构其影响表现在对译文的拒绝或接受,然后出版并宣传,从而影响译文和译者的名声。而赞助的人方面,专业人士对曾胡的支持和肯定帮助曾译本在被推迟出版10年之久之后,最终得以发行。在译林出版社的权威影响下,曾胡的译本在过去的近20年当中从未间断过发行,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众多关注,甚至成为了少数享有较高声誉的当代经典作品之一。因此证明了,意识形态、诗学和中国的赞助人确实对曾胡的翻译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曾胡的《荆棘鸟》译本除了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省译了小部分性描写情节之外,并没有在译文中做出较大调整,因而在结构上几乎保持了原文的原貌(基本上可称为是“忠实”的翻译)。勒菲维尔的操控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这种较为“忠实”的翻译现象。从改写角度来看,作为改写之一种的翻译,由于创作和翻译的时空差距,译文中可能呈现不同的改写程度。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改写程度较高,而在中国对外交流渐频的当代,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改写程度变小,呈现出更为忠实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