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中探讨了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异同之处，试图探索出中日两国走向不同历史道路的深层原因。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宣传家，为了普及民权思想，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字宣传，并在实际行动上参与了戊戌维新运动。福泽谕吉是日本在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与梁启超相似，也对国民教育进行了普及性质的工作，并全力引进近代西方的文明，为日本国家的政治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两人在思想上有诸多形似之处，都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转型期间的过渡性知识分子的特征。关于两人的启蒙思想方面的诸多比较，前人已经做出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对于两人在普及民权思想上的比较，尚需深入探讨。笔者认为两人的民权思想存在诸多异同之处，可以反映出中日两国在由传统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路向。本文分别探讨梁启超与福泽谕吉民权思想的内涵，以及与民权相关的几组概念的理解。通过他们对民权思想内涵的不同解读以及在民权实践方面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全面反映他们民权思想。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两者都是为了国家独立而宣传民权。但在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中，贯穿的是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试图将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与西学的政治理论进行融合，宣传适应国情的中国式的民权。而福泽谕吉则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西方文明是目前的最高文明，所以为了达到国家独立和强盛的目的，他力图从思想上断绝人们头脑中的儒学观念，并全面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从政治实践上来看，两人一败一成，但从长远来看，梁启超将民权思想的种子逐渐播撒到广大民众的头脑中，推动了历史进步；而福泽谕吉的民权思想，虽然在明治前期着力呼唤民众的独立精神，但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中他则更多的主张“官民调和”，思想渐趋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