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萧条”以来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业界和监管组织开始重新审视金融系统内部的运行特征,以及传统监管方法的缺陷。虽然在危机前已经被人们所认识,但直到付出昂贵的代价后,“系统性风险”才开始被广泛重视和讨论。与之前简单区分于“个体风险”的模糊定义不同,危机后系统性风险从定义、度量方法和监管政策上都有了新的发展。“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更成为各个国家后危机时代的普遍监管框架。作为金融系统中的“系统重要性”行业,银行业在危机的发展扩散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来源于对风险的充分认知,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银行业作为切入点,梳理了系统性风险产生机制的理论基础,探讨了银行经营过程中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从宏观监管的角度提出了度量行业系统风险的可行框架,并对监管政策的制定依据进行了讨论。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原因,不同学派的认识角度不同,解释也不尽一致。本文系统梳理了以海曼.明斯基为代表的金融脆弱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及资产价格波动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解释。而对银行业来说,实践中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从外部因素上,经济、政治甚至战争等环境变化都会成为风险的诱发因素；从银行业内部来说,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与银行个体的经营行为密切相关,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银行经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负债和资产之间的期限错配和高杠杆风险。而在退出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救助下的道德风险和扭曲的激励机制也变相鼓励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另外,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说,由于银行发展战略、市场定位的问题,使得银行之间的市场细分不够,造成银行信贷、业务模式的同质化和风险暴露的高度相关性,无疑为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加上监管规则和会计准则上的顺周期性,银行体系的风险防范网早已暴露出多个弱点。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防范还基于对传染渠道的认知。在现代银行市场体系下,行与行之间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业务联系形成了复杂的银行网络，而任一节点上单家银行的危机都可能会通过银行间借贷、支付结算体系、资产价格波动和信息传播等渠道引发一系列银行的链式反应。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关联性使银行之间的风险联系更为复杂,这就需要一种针对系统性风险度量的综合框架,它既能考虑到银行之间各种业务联系带来的风险敞口,又能捕捉到危机压力时期损失分布的“尖峰厚尾”特性以及机构之间的风险相关性,本文以Merton模型为基础的或有权益分析法结合极值理论的度量框架可视作以上问题解决的尝试。而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仅凭传统的银行微观审慎监管已被证实无法实现危机的有效防范,需要从系统的角度来实施更全面的宏观审慎监管。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监管主体,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来说,针对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由于政策目标重点的不同,从而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有时互为补充有时有所冲突的情况,两者之间需要在协调的基础上通过政策传导渠道达到各自的目标。此外,面对系统性危机已经爆发的事实,是否应该对其进行救助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避免逆向激励下的道德风险,同时能对银行进行有效的救助,也是监管者面临的考验。通过提高救助成本,在事前影响银行的投资决策,或通过降低资产的错配成本让银行的倒闭问题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基于以上背景和思路,本文对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传染、度量和监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从监管者的角度分析了政策制定的依据和最优救助决策,同时针对本文的内容指出了不足之处和未来有待继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