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目前政治体制背景下的执政党宣传部,也即中国共产党下设的宣传部为研究对象,针对以中央宣传部和地方中层宣传部为代表的中共宣传部门所共有的职能,进行了有关于职能转变的探索研究。本文通过职能对比和概念对比的方法,证明了宣传部门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主体,以及宣传部门对职能转变的需求迫在眉睫。并且通过对国外、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阐述和介绍,证明了本领域研究成果和研究文献缺失的现状,并进行了原因剖析。本文对中共宣传部门的基本职能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对政党领导背景下的宣传的涵义、宣传部的官方定义、宣传部的历史沿革的分析,提出了“宣传部是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宣传其一切观念的集合的工具”,以及“宣传部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其发展与沿革和政党的意识形态统一程度呈正相关”两个判断。通过对宣传部的主要职能和实际职能效用与价值的分析,提出了“宣传部的主要贡献,就是令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断得到提升,让舆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的力量”这一判断。本文通过对宣传部职能“三驾马车”——意识形态灌输、社会舆论引导、政治理论研究——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所遇到的掣肘进行了具体分析,针对意识形态灌输困境,探讨了“雷锋”式符号的价值悖离、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化竞争、官方新媒体的尴尬处境和自媒体的强势占领；针对社会舆论引导,探讨了政治信任困境和由此而引发的维稳困境与体制的“防卫过当”；针对政治理论研究,探讨了两个“舆论场”的困境、时代进步对旧式宣传的挑战,并总结出了当下的宣传部门“讲故事”的能力和说服力有所不足,潮流嗅觉和专业能力有所不足,“立场认同”困境和“防卫过当”困境,以及理论的可操作性不足等问题。基于目前宣传部门在职能履行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本文通过探讨域外与行业经验,试图寻找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改革路径。着重探讨了美国在宣传职能建构方面的经验,包括美国政党是否有宣传机构、美国政党与媒体互动关系、美国媒体是否收到执政力量约束、美国的舆论监管职能如何实现、美国的公民教育等五个问题,得出了美国政党与媒体因果关系链,并引入了公共关系学理论,阐述了公共关系学理论对宣传职能设置的意义(即从单向传播转化为互动传播),重点探讨了来自香港警队的经验和来自企业的经验,由此得出关于弱化、转移、外包部分职能的设想,以及增设、合并、加重部分职能的设想。此外,本文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革的进一步设想：从组织结构角度分析,必须由垂直化结构转化为扁平化结构,才能更有利于宣传和传播；从自身定位分析,必须由指导型机构转变为服务型机构,才能与社会公众进行更好的双向沟通交流：从能力建设分析,必须将部分专业职能外包给更专业、更有市场的团队,才能用同样的成本实现宣传效益最大化；从自身成长分析,必须做好“减法”,将部分职能转移、合并,集中力量履行核心职能,才能实现核心目标。只有宣传部职能转变获得进展,执政党的宣传工作才能更具成效；只有宣传效能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政治信任”和“公众认同”才能得到提升；只有民众政治信任感提升,中共才能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切实提升。如果本文中的改革设想得以实现,宣传部门与广电管理部门、媒体、组织部门、中共党校等机构的关系以及和社会大众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宣传部门将不再以管理者的姿态而更多地以服务者的姿态重新进入社会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