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数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文化现象,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界对术数外延和内涵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术数和巫术之间是有区别的,神性功能的淡出是术数有别于巫术的最显著特征。术数和数术在不同的时期,含义也是不尽相同的,方术可以完全涵盖此二者。术数和象数易学也有很大差异,象数易学派属于官方经学,而术数则是一门形而下的应用之学。宋代是术数繁荣鼎盛的时期,术数的相关书籍和名目种类都有所增加,术士与宋代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之所以如此盛行各种术数活动,主要是宋代士人的主导的结果。宋代士大夫与术士的交际,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的诉求是双向,既有士大夫求助于术士的卜算,也有术士主动攀附于士大夫。相较而言,宋代科举士子与术士之间的交际目的较为单一,士子为卜前程,术士则为谋利。然而,由于“术儒”主要来源于落第科举士子,宋代士大夫又对“术儒”的产生,有着“以儒化术”的改造作用。这样宋代士大夫、科举士子与术士有了相互关联,并呈现出一种“多元互动”的交际关系。他们之间这种“多元互动”集中在术数的占验方面。其验与不验,不仅与术士的巧诈善变、老于世故有关,而且和术数的社会信仰效应亦有关联,但与术数理论并无关系。由于术数自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性,以及其异质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使验与不验更多是取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宋代士大夫对待术数的态度,存在着“信欤”、“疑乎”及“非信非疑”等多维度的态度。关于儒学与术数的关系,学者历来对此见仁见智。儒学和术数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具有“同源”的关联性。秦汉以降,从表面上看两者逐渐分流。迨至宋代,儒学迎来了革故鼎新的时代,术数也同时发展至繁荣鼎盛的时期。宋儒对术数采取了“涵化”、“排斥”、“兼容”等三种不同的方式类型。在堪舆方面,程朱改造堪舆思想皆持“以孝为本”的原则,但具体论证两人也并不相同。程颐的堪舆思想,与司马光始终挺立儒家的丧葬礼制一样,欲以此将术家堪舆排除在外,即为“以儒排术”。而朱熹的堪舆思想与蔡元定一致,是以儒家伦理来涵化术家堪舆,即假借术数之躯壳,而注入儒学之精义,乃是“以儒化术”。程朱命理观的“以儒化术”,主要表现于他们的“义命观”上。程朱“义命观”的最终目的在于,欲挺立儒家伦理之“义”来消释世俗所汲汲之“命”。这种“以义安命”的“义命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实现“以儒化术”的有效路径。在星占方面,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旨在推行新法,他主张“天变不足畏”有“天人相分”的思想渊源,也有北宋诸儒先进的星占认知。至于宋神宗及诸儒否定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君权天授”的考虑,而“天变不足畏”实为王安石、司马光等熙宁诸儒的理性认知。而司马光作为一代名儒,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旨归。面对当时术数大行其道的现象,他秉持儒家的孝葬思想,对假“奉先”之义而行“荫后”之利的堪舆术,予以排斥。对于具有“神道设教”的天文星占,他基于“治统”与“道统”的政治考量,虽然表面上予以支持,实则在天人相分思潮的影响下,欲将天文星占的术数因子排除出儒学之外。通过司马光堪舆观、星占观之“一斑”,而可窥其术数观之“全豹”,即“以儒排术”的术数观。在命理方面,面对儒学在形而上“知天命”问题的不足,程朱用“义命观”予以改造,但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文天祥在哲学层面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在术、儒本身具有的兼容性和同源性的基础上,从“气之命”的可塑性出发,肯定了“以术窥命”追求情欲的合理性,并对术家命理持以兼容态度,在坚持“儒主命辅”的原则下,汲汲于术家命理中寻求资源以补儒。而真德秀诸多思想与程朱理学密切相关,其命运观亦复如此。他所秉持“以儒为本”的命运观,直接造就了“以儒为本”的术数观。他以一种儒者的态度去正视“小道”,肯定术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的“末”之价值。但他之所以认同术数“末”的价值,不仅因为术数之“末”的道理与儒家之“本”的道理是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术数本于儒学。换言之,也即是说儒“本”可以兼容术“末”。他“儒本术末”的术数观,是建立在正视“小道”的基础上,欲以儒之“本”来兼容术之“末”。通过这三种方式类型的散点透视,我们发现“涵化”与“排斥”虽是对儒、术“同源”的一种反拨,但这种反拨又是建立在儒、术“同源”的基础上的。至于“兼容”则是对儒、术“同源”的另一种承继,是儒、术“同源”的最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儒、术“同源”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涵化”和“排斥”这两种模式在孔子和荀子已有,唯“兼容”乃宋儒所独创。采用“涵化”和“排斥”的方式,都很难深入到一般民众阶层当中去。因为对于信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般民众而言,正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儒家讲天命主要是为了使人安分守己、修身俟命,去践行道义成为君子,然而一般民众最为关心却是关乎个人的穷达寿夭。因而,我们理应采取“援术补儒”的兼容方式,用术家的改命之学去补正儒家的立命之学。“援术补儒”这种“兼容”的方式,对当下重建中华经典体系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