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于商业贿赂中单位行贿犯罪主要采取以“单位领导人”为核心的认定模式,即认定处于单位决策层的行为人具体实施或安排实施的行贿行为体现了单位的行贿故意并以此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而对于单位一般成员因单位不合理体制而实施行贿行为则仅追究行为人个人的刑事责任。当前的认定模式忽视了单位作为犯罪主体的自身人格特征和组织体责任,放纵了单位诱导或默许行贿行为的运营机制的存在,致使商业贿赂成为了单位追求不平等优势和特殊待遇的“潜规则”。究其原因,我国对单位刑事责任的本质理解仍然停留在单位领导人个人刑事责任的转化,而未能从组织体责任论的角度将真正体现单位意志的单位内部政策、程序、规章制度等视为单位自身人格特征进行考察。旁观英美国家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先进经验,其严格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且重视反腐败合规计划保护作用的制度设置取得了良好的预防效果。结合对商业贿赂成因的经济学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我国应当否定以“单位领导人”为核心的单位行贿犯罪认定模式,采用组织体责任论,以单位的自身人格特征积极认定单位刑事责任,对于单位成员实施的行贿行为,如果单位存在行贿命令或指示,或者单位内部有促进行贿行为发生的政策、制度或惯例,或者单位明知其成员很可能实施了行贿行为而未采取措施放任行贿的,均应当认定单位存在行贿故意,构成单位行贿犯罪并以此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同时还要赋予反腐败合规计划一定的刑法意义,将反腐败合规计划作为定罪上的正当化事由和量刑上的从宽处罚情节。通过外部严刑阻吓和内部合规鼓励的共同作用,真正实现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合理惩治和有效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