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制度创新。技术的进步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我们只有尽可能地不阻碍技术的进步,为技术的进步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关系,也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我国农业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发展曲曲折折,农村人民生活也随着农业经济的波折而起伏。这种波折与起伏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因素,除一部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外,农业经济的波折主要来自制度因素,制度的变迁造成了农业的波动,制度的缺陷带来了农业的低效率。因此,要使农业经济走出增长的低谷,就必须在制度上寻找突破口,并在技术层面上积极探寻农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路径。经济制度的优劣标准之一是在经济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而我国20世纪50 年代中期在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即完全强调平等而忽视了效率。在农村的表现就是“平均地权”,集体经营,均等化分配,使得激励机制失效,导致了农村经济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一直持续到70 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才彻底改变了这种低效率的局面。与农业低效率相伴而生的是歧视性的经济制度,通过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实行向城市与工业倾斜的经济政策,人为形成二元经济体系。同时限制农村的商品自由流通,“投机倒把”的罪名使农村本就不发达的商品流通几乎窒息。关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多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或某一具体问题出发,探讨有关经济政策的某些缺陷与不足,并提出改进意见。对这些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制度(尤其是歧视性的经济政策)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原因。因此,首先要改进与农业有关的经济制度,然后再从技术层面上寻求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措施。根据以上思路,本文从制度与技术两个层面上展开研究,探索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合理路径,形成作者较为系统且有一定创新的观点。文章以前言开篇,阐述写作构思与研究界限,并对此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展开论文的写作框架与内在逻辑结构,将论文对农业制度与技术两个方面的研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寻找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第一章对新中国的农业历程做一简要回顾,对农业经济的波动与低效率给出制度性解释,特别是对农业饥荒的解释。本章并不完全局限于农业制度本身,而是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即当时农业体制的设计偏离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轨迹,才导致1960 年前后的饥荒与饥荒以后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从我国农业制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启示(更是本章的创新之处):任何社会制度的构架都不能偏离人类本性,不能偏离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管理社会的根本出发点是抑制人性的弱点,如此,人性的光辉才能闪耀,普照寰宇,教化万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经过了一段强劲的增长,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国家对农业投入还不够,农业制度还有待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经济又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对我国农业经济存在的问题逐一阐明,这些问题包括:农产品产量、农业增加值与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业物质基础虽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