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三界寺是敦煌地区著名僧寺，寺名来源于佛教“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基本教义。三界寺至迟在吐蕃统治敦煌中期（约848年）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北宋天禧三年（1019）以后。三界寺寺址很可能位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即今第16、17号佛窟附近，这一寺址为三界寺及其僧众各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见于敦煌文书的三界寺建筑并不多，包括寺门、禅院、观音院和观音堂等多重建筑的布局和规模，反映了三界寺具备一般寺院的各项功能。三界寺僧人群体也十分活跃，广泛参与到了敦煌地区的宗教和社会活动中。著名僧人道真出身敦煌大族，自出家后地位不断攀升，先后出任沙州释门僧政和都僧录等职，并曾陪同归义军节度使巡礼莫高窟，主持951年腊八节莫高窟燃灯活动，同时，道真还在三界寺藏经和修补佛经等领域贡献卓著，对于研究敦煌地区佛教修补佛经活动也是很好的资料。普通僧人在敦煌僧团和道真组织的各类抄补佛经活动、勘经活动中均能参与其事，在敦煌僧团于佛教节日或特定时间内组织的转经活动及其他活动中均有重要贡献。敦煌上层多次请三界寺僧组织对亡故亲人的追念设供活动，反映了三界寺与社会上层关系非同一般，也是三界寺参与世俗活动并对其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通过此种活动所获得的各类施舍收入构成了三界寺重要的财产收入。寺学教育方面，三界寺寺学教材与其他寺学教育教材一样同为儒家经典，所教授的对象则主要是敦煌当地的著姓大族子弟，如张氏、梁氏、曹氏等，后来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便曾就读于该寺（S.707），这对三界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社会经济方面，三界寺僧人从事高利贷经营、瓜园种植等行业，并以此谋取私利手段。现存三十余件三界寺授戒牒中以八关斋戒牒数量为多，这反映了反映了八关斋戒在敦煌社会中较为流行。三界寺戒坛很可能只面向在家信众授戒，授戒法会多在三长斋月内的六斋日内举行。授戒牒所涉四类主文、三种佛印及四类“三师七证”之间存在一定时间上的联系，说明三界寺授戒牒样式存在一定变化，授戒活动也极有可能受敦煌僧团的直接管理。授戒牒字迹上的种种联系说明授戒牒主体文字与道真签名、押佛印等存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绝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过两到三人或一人分两到三次填写完成。这些情况反映了授戒过程的严谨规范。三界寺的广泛社会参与度，是敦煌佛教积极入世为世俗社会服务的反映，同时也能有效实现其宣传教义和普度众生的宏愿。在某种程度上，以三界寺为代表的佛教寺院成为敦煌地区各类社会活动的中心，深刻影响着僧俗各界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