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情感生活本是游离在作品之外,但投射在作品之中便显现出许多耐人寻味思考。本文立足于中国现代作家异国婚恋这一主题,试图通过这扇窗口探究“男”与“女”、“我”与“他”之间的隐秘关系。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种重创不单表现在器物层面,更是体现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挫败感。大批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出国留学,这也意味着来自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架。西方女子在一定程度代表了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恋爱甚至结婚,这原本对他国文化认同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但异国婚恋往往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色彩：胡适与韦莲司、李金发与屐妲、季羡林与伊姆加德、邵洵美与艾米丽……昔日相爱的恋人最终都劳燕分飞。造成这种悲剧性的原因一方面是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困境。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特有的韧性与张力对知识分子的捆绑,伦理孝道让他们在面对自由恋爱时表现出孩童般的无助,并最终选择向封建婚姻妥协。在文学作品的书写方面,异国婚恋也呈现出别样的风景,老舍的《二马》更为直接地为读者展现出了异国婚恋的尴尬——弱国子民与强国子民恋爱的不平等性。穆时英笔下的爱情书写也显现出中西结合的审美趣味。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分别就胡适、李金发两人的异国婚恋展开叙述,重点阐述了“异国”因素对于他们思想的形成以及创作的影响。第二章试图从男性和女性两个方面探讨异国婚恋悲剧性的表现极其内在原因。第三章以老舍《二马》中的恋爱书写为入口,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外身份认同的巨大困境。与此同时,穆时英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也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异国婚恋的文学书写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