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微观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内容。保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不但能为改革创造条件,也是上市公司持续发展的源头。然而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在职消费、经理人构建“企业帝国”、管理者防御及壕堑效应、充足的自由现金流等因素导致经营者投资于个人利益丰厚但整体净现值为负的项目，进而引发过度投资问题。　　会计稳健性作为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机制，可以减少经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缓解企业过度投资问题。政府干预、预算软约束、外部监管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受不同终极股权控制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和过度投资水平表现出显著差异，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改善不同终极控制权企业过度投资问题、提高公司价值的功能。本文参照“终极产权论”对企业的划分标准，将研究对象细分为中央政府终极控股企业（央企）、地方政府终极控股企业（地方国企）和私有产权控股企业（私企）三类。采用 K&W指数模型考察样本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Richardson预期残差模型度量企业的投资过度程度，并通过分组检验法构建了终极控制权、会计稳健性与过度投资模型，为认识和理解会计稳健性的治理价值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取得的研究结果如下：　　1.不同终极控股股权性质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需求并不相同。具体来说，私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高于国有企业，受控政府层级影响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中央政府控制的央企会计稳健性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　　2.不同终极控股股权性质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表现出显著差异，私企的过度投资水平高于国企,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水平高于央企。　　3.在不分企业终极控制权条件下，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过度投资问题起着微弱的治理作用。会计稳健性在私企发挥了缓解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但在地方国企和央企均不显著。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将上市公司大致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国有上市公司的受控政府层级，将企业的终极控制权与会计稳健性、过度投资相结合，研究结论丰富了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