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基督教各团体的海外传教热情再次高涨。因此，位于远东地区的中国也再次被纳入了基督教各差会的视野。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逐渐了解到在远东地区还有一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那里的人口位居世界第一，所以若能使这样一个国家皈依上帝的怀抱，那将是一件莫大的事功。正是怀抱着“神圣”的使命与期望，伴随着各自国家的商人、军人和冒险家的脚步，西方各国的传教士也先后接踵而至，来到了中国。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尽管同西方各国相比，中国仍处于前工业时代，但其悠久的历史却缔造了足以鄙视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化。此外，这些传教士们还很快地发现，中国人的性格过于保守，而且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怀有根深蒂固的自豪感，这一点在那些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阶层当中也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来。因此，无论是天主教抑或是新教的传教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对中国文化怀有敌意，认为这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恰恰是福音在此传播的障碍。所以，这些传教士都一致认为摧毁中国人对自己文化所持有的“唯我独尊”的心理，进而改造或改变这种文化，是使整个帝国皈依上帝的关键一环。这样一来，基督教各差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便开始尝试各种传教方法，运用各种宣教策略，以求从方方面面打击中国人的“中国文化优胜观”。因为，传教士们坚信只有打破中国固有的文化壁垒，作为西方文化组成部分的宗教思想才能在这片土地扎根。和兴办教育相比，以传医促传教在基督教的典籍中更能找到理论依据。耶稣本人不就正是通过治愈贫穷的患者来彰显其自身的神迹吗？所以，十九世纪来华的基督教各团体，尤其是新教各差会对于利用西方医学来吸引中国人入教显示了浓厚的兴趣。自美国新教传教士伯驾率先在广州开办新豆栏医院之后，西医诊所便开始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普及。尽管这些诊所的规模不等，但必然会有一位受过医学训练的传教士医生主持。面对柳叶刀所创造出的奇迹，不但中国的普通患者感到震惊，即便是如李鸿章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大为折服。与此同时，这些传教士医生为了减轻自己世俗工作的负担，开始训练中国本地助手。此举本意是为了缓解传教士医生的工作压力，使其能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传教事业，但反而却促使了中国西医学教育的起步。此外，一些开明士绅和民族资本家也日益意识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强民，所以他们也积极开办西医诊疗与教育机构。然而，这些人大力提倡西医的动因却与传教士的初衷完全不同。他们希望通过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达到保民强种的目的，希望通过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使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回民族自尊的基础。这样一来，西方医学这一原本为宗教事业服务的工具就日渐脱离了传教士的掌控，开始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这一结果的出现实非传教士所能预料。为了配合医学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千百年来的卫生管理体制也开始发生变革。这一变革的参照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卫生行政管理制度，而变革的目的则是使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最终被纳入中央行政管理的轨道。因此，这一做法本身也可视为“中国千古未有之变革”！至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传教士以传医促传教的策略虽未能在中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却转而引发了中国近代全方位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引发了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改变。若要追究医学传教事业失败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在和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慢慢地领悟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接受其带来的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拒绝接纳其兜售的西方宗教哲学思想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