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不仅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退化的“落后型环境问题”在我国表现日益严重，而且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发达型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工业化百年来分阶段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短短20年的发展中集中出现，环境问题的发展呈现压缩性、复合型的特点。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竟然位居第133位。此外，我国水资源短缺和能源利用率低的情况相当严重。人均水资源非常有限且呈现南北分配不平衡，北方资源性缺水、南方水质性缺水和中西部工程性缺水十分突出；全国能源资源分布不均，消耗量大，结构不合理，单位GDP能源消耗量高。经济与环境资源总体态势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求我国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区域之间也要协调发展。因此，研究我国经济与环境发展的情况以及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历史数据，从空间差异性的角度出发，对全国31个内地省（市、区）的情况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找出各省（市、区）之间的差别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发展现状描述和发展趋势预测两个角度出发，对我国总体情况和北京、广东两地区的情况进行纵向的时间演变研究。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发展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人均资源能源占有量少，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对当地的环境和资源带来较大的压力。西部广大地区人口稀少、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因此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都非常低。然而西部不能采取与东部一样的发展模式，除了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还应鼓励人口亦即劳动力按经济发展条件和经济规模分布合理流动和分布，从而促成整个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开放与和谐。通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空间差异分析可知，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提高资源有效利用和提升环境污染控制水平方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应努力的方向。水体污染物排放方面，欠发达地区如广西、湖南、宁夏、甘肃、新疆、四川等工业污染控制水平较低，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则应加强生活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情况表现为，山西、贵州、宁夏和内蒙古的大气污染控制水平较低，同时上海、天津和山西等保护控制质量的压力却相对最大。山西、贵州、西藏、新疆、重庆、广西、甘肃等地因当地采煤、冶炼、火电等行业较多，控制固体废弃物的任务十分繁重。水资源利用效率情况是：除广西、江西、重庆、安徽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省市需大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外，诸如浙江、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也很低，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也有河北、河南、内蒙古等一些欠发达省区存在水资源利用效率反倒较高的情况。宁夏、贵州、山西等需要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北京、天津等发达地区同样也有改进空间，且分不同产业而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产业单位产出能耗最少，第三产业能源效率比第二产业也高很多。因此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其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的效果将是明显的。我国总体水资源需求还将一路飙升，而水体有机污染正进入缓慢改善过程，但在2010年要达到国务院规定的COD减排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烟尘排放量虽然下降并将继续下降，但能耗消耗总量会持续增加，2020年是2004年的1.84倍，届时SO₂排放量也将增加60％，因此2010年的SO₂排放量不但可能达不到国务院的减排目标，反而还可能进一步增加，我国未来的大气酸沉降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扩大经济规模、提升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以及制定相关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北京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水资源消耗量已经爬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顶峰，正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不断减少，2010年的COD和SO₂排放均能满足国务院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以原材料为主的重化工工业仍在第二产业中占较重份额，对环境改善相当不利，根据预测，能源消耗量将持续增加，2020年的消耗量将是2004年的1.91倍，同时加上沙尘暴污染和北京境外的外来污染，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压力相当大。广东省的COD、SO₂、烟尘、工业新鲜用水和能耗都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爬坡阶段。2010年的COD和SO₂排放不但不能满足国务院规定的减排15％的目标，反而大幅度增加，广东的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工业重复用水率低导致水资源消耗居高不下；2020年的能源消耗量将可能上升4.2倍，达到63863.85万t标准煤。这种以数量扩张型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使得广东正面临着节能降耗空前严峻的压力，环境与资源将是广东今后发展决策的重大约束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