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因外卖骑手争分夺秒、不顾一切赶路而造成的社会安全问题不计其数。究其原因,平台经营者为了追求配送效率,实现利润最大化,试图通过算法设计管理骑手,尽量压缩餐品从商家到顾客手中的时间。平台算法规则实际上成为了操纵外卖骑手行为的工具与手段。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其具有的自主学习、辅助决策、配置社会资源等工具性作用早已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自从斯科特·拉什提出“权力存在于算法之中”的观点之后,对于算法嵌入权力运行系统、算法支配社会行动、算法权力规制等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切。当下,“算法权力”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算法权力也不例外。人性之中的权力贪欲、算法权力的隐蔽性与扩张性、约束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之间的耦合与相互作用是导致算法权力被滥用的根源。算法权力滥用的表现集中体现在算法权力主体对权力对象的支配与操纵方面。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认为算法权力的运作将给社会运行和政府治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亟需政府对算法权力进行规制。算法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凭借其对所拥有算法系统资源的控制,而形成的一种对国家和社会的支配力。从人性角度看,权力主体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而伦理能够内化为权力主体的道德价值和观念力量,内在地促使权力主体自觉控制不良欲望、健康行使手中的权力;刚性制度的制定是基于对权力的最坏后果的考虑,试图通过建立严肃的制度体系来规避权力滥用风险;算法技术是算法权力的生成基础,意味着规制算法权力必须要从算法技术出发,以算法技术的优化和完善来制约算法权力滥用的风险。因此,本文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在系统论述算法权力内涵、分析算法权力滥用风险的基础上,从伦理角度、制度角度与技术角度构建了政府规制算法权力的三维框架。围绕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从支配力角度可以证成算法权力。第二,算法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易被权力主体滥用,其原因主要包括权力欲等人性因素的助虐、算法权力自我异化倾向的影响以及算法权力制约机制的掣肘。第三,算法权力一旦被滥用就极易引发系列风险,在政府治理领域,算法权力的滥用将产生公权力凌驾公民权利、资本权力支配公权力、算法黑箱减损政府信任等风险;在社会治理领域,算法权力的滥用易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利益矛盾激化、数据安全问题突出等社会负效应。第四,政府有必要从伦理维度探索规制算法权力的合理进路。首先应从公平层面要求算法权力主体在算法实践中践行公平价值,杜绝故意的歧视、规避无意的歧视;其次应从责任层面要求算法权力主体恪守责任伦理;最后需要从正当性层面要求算法权力主体实现伦理正当性。第五,政府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对算法权力展开规制。首先需要明确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算法平台、第三方力量与民众等在内的规制主体,其次需要完善算法权力监管体系,包括建立分级监管制度、分类监管制度以及流程监管制度;最后需要健全规制制度实施机制,包括搭建责任义务体系、构建监管政策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第六,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性社会权力,政府理应从技术角度对其进行规制。首先需要明确数据获取的边界以及制定数据处理的标准;其次需要明晰算法结构规则、评估数据挖掘技术、审查算法替代变量;最后需要从算法可理解、可公开、可问责等方面制定算法透明要求。在劳伦斯·莱斯格的语境下,网络空间的规管方法由法律、社会规范、市场机制以及程序架构组成,这意味着算法社会秩序的重塑、算法权力的规制需要立法者、行政机关、技术公司以及社会公民的通力协作,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政府规制算法权力的进路,有助于实现智慧政府治理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