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问题是最受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在房改过后，我国房价就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尤其在2008年之后，房价上涨迅猛。这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有何影响，在政府不断强调扩大内需的政策指示下，有何政策建议。鉴于此,研究我国住房价格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具有切实意义。　　本文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出综合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房价水平、家庭特征因素的对数线性模型，使用CHIP调查问卷覆盖的12个省市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对2002年、2007年和2013年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考察了房价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对租房家庭和有房家庭的非住房消费倾向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验证了是否存在租房家庭为购房而减少消费的动机以及多套房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　　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总体上，实际房价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纵向综合来看，2002-2013年间促进作用下降趋势突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减弱。二是实际房价变动对除了住房支出之外的非住房消费倾向的影响随着家庭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持续上升的房价对租房家庭的非住房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三是本文还考察了对于租房家庭而言是否存在“为购房而减少消费”的动机，实证结果显示并不支持“为购房而减少消费”这个动机。人均住房面积与房价的交叉项的系数为负数，表示随着房价持续上升，租房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小，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大，可能因为房价上升引起房租增加导致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多，而且这部分家庭往往是低收入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一般也更大。四是对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还考察了住房财富效应作用，对多套房家庭进行单独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著，多套房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存在。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采用居民平均消费向即APC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往对该指标的研究，大多采用市级层面的数据，本文是家庭层面的数据，更有说服力；相对于直接用每个家庭的总消费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平均消费倾向是反映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调查数据，我国的 APC指标从2000年开始一直处于下降阶段。一方面，APC的下降是内需不足、仅依靠进出口和投资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它表明普通民众消费低迷，无法享受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尤其近几年，世界经济始终未能完全复苏，政府不断出台扩大内需的各种方针政策，尤其是促进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充分发挥第三驾马车的作用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等政策方案。因此研究如何提高APC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运用CHIP数据库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行实证分析，虽然杜莉和沈建光等（2013）已经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行研究，但只是以上海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将对针对全国范围进行研究。第三，对是否存在为购房而减少消费和住房财富效应进行分析。　　本文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没有运用其他的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第二，没有考察不同的信贷约束会造成的不同的松紧程度，可能会带来住房财富效应的结构性变化，这样会产生门槛效应即非线性的区制转换。因而本文没有考察信贷约束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也未在理论基础上涉及讨论信贷约束对住房财富效应影响的作用条件以及内在动态机制。第三，受到CHIP数据库的限制，无法选择连续年份的数据来研究房价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而且为了控制省份变量，只能选择12个省市进行研究，不能包含全国家庭进行微观实证分析。CHIP数据库每年的调查问卷内容不完全一致，导致一些问题无法获得追踪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