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均表现出大幅异常波动,这与散户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密切相关。随着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如何进行投资理财使资产保值增值的决策问题。虽然我国的专业化投资机构发展逐步完善,机构投资者占比逐步提升,但当前投资主体仍然是中小个人投资者,因此,家庭的金融决策会对宏观金融市场的供需状况和价格波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家庭持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或非金融资产不仅有利于分散风险、增进福利,而且可以拓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促进金融的平稳发展。实际中,资产市场的“有限参与”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在中国更为明显。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应运而生。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家庭的投资决策。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国家创新力的核心因素,受到政界和学界的广泛重视。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巩固,我国国民总体受教育程度在过去三十年间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否是导致我国有限参与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呢?人力资本作为国家发展核算方法中解释跨国收入差异的三大主要因素之一,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间接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研究人力资本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将有助于解释我国风险资产市场参与率过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包含财产性收入差异在内的广义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内涵。本文利用多种来源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采用断点回归、工具变量、双重差分等多种计量方法,识别人力资本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因果影响,并分析内在作用机制。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加强国家和个人对人力资本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有助于金融机构了解不同类型家庭的选择偏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开发新产品。有关中老年家庭资产配置的研究发现还有助于政府积极应对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并进一步引出全文的研究思路。文献综述主要明确了三点:第一,生命周期早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后期生活表现影响重大,且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第二,广义人力资本内涵的不同方面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关注人力资本与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因果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因此,本文余下章节内容安排如下:第三章从青少年(10-19岁)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入手,分析母辈教育对子辈人力资本的代际影响。本章利用我国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考察了母亲受教育年限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因果影响,并分析了其内在影响机制。通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6年数据,检验了包括入学率、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心理健康、自评健康和体格测量值在内的广义人力资本相关指标。研究发现,女孩从母亲教育提升上获得的好处主要集中在提高入学率、提高期望完成大学教育的概率、提高数学认知能力、提高内控倾向性等方面。对于男孩,心理健康状况和体重受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本章做了一系列相关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置换检验、稳健性检验等。分析表明,在排除了诸如省际间移民潮、计划生育政策、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等同时期相关因素的干扰后,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本章还探索了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母亲对女孩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主要归因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拥有更丰富的家庭资源和更强的家庭议价能力。对于男孩,心理健康状况和体重的改善可以由母亲接受教育会改善其自身心理健康状况来解释。本章的研究为母亲教育影响子女人力资本形成的后天培养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将为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启示。针对提升女性教育水平的财政投资项目可以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回报,不仅能够改善当代女性的福利,还可以对未来几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缓解机会不平等问题。第四章选取受教育年限作为传统人力资本的代表性变量,研究受教育年限对青壮年家庭(24-55岁)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本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6年数据,借助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这一外生政策冲击给个体受教育年限带来的不连续变化,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因果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对家庭持有正规金融资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家庭持有民间借出款和投资性房产的影响并不显著。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投资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比女性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参与的主要渠道是收入效应和降低参与风险资本市场的信息成本,而非改变个体的风险偏好。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家庭更多地参与正规金融资产市场,采用合理的方式投资理财,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为了提高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率,增进投资者福利,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政府应重视国民人力资本投资,有针对性的制定教育改革政策,适当组织金融知识教育普及活动。第五章选取认知能力作为新人力资本的代表性变量,研究老年认知衰退对中老年家庭(45-80岁)资产配置的影响。本章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2013年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户主认知能力对城镇中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户主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有边际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认知能力的主要影响渠道是降低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信息成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改变风险感知这一影响渠道。在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今社会,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中老年家庭需要为退休以后的生活积累(或已经积累)较多的家庭财富,同时又处于认知能力逐渐衰减的阶段,研究他们如何在风险和无风险资产之间配置家庭财富,不仅有助于改善中老年人的生活福利,还有助于分析发现老龄化趋势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提供决策参考。第六章总结全文,联系各章实证结果,分析比较得到全面的研究结论。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中国家庭资产选择行为。我国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受复杂社会环境和传统金融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投资行为往往表现出很多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生搬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和经验。本文为全面理解我国居民投资行为特点及成因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此外,本文关于人力资本的衡量涵盖了认知能力与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对因果性影响及影响机制的探究也是现有文献所缺乏的。第二,本文第三章关注母辈教育对子辈人力资本水平的代际影响,选择中国这样一个针对儿童的社会保护(如营养、健康、教育和其他儿童相关服务)还比较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包含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在内一系列多样化的子女人力资本相关指标,为母亲教育影响孩子长期成就和行为的文献提供因果关系的支持证据,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人力资本形成的本质。国际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相关文章基本均未考察孩子的心理健康指标,而心理疾病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青少年的首要健康问题之一,其长期影响会贯穿孩子一生,研究意义重大。同时,本章还创新性地提出并验证了母辈教育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效果存在性别差异,并探究了母亲教育对不同性别孩子影响发挥作用的不同机制。第三,本文第四章是国内首篇识别户主教育水平对家庭资产选择行为因果性影响的文章。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外生解释变量之一直接加入回归方程。然而,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如个体能力或家庭背景等可能同时与个体受教育程度和投资决策相关,由此带来的遗漏变量问题和受访者虚报或高报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测量误差均会造成受教育程度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章借助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这一外生政策冲击给个体受教育年限带来的不连续变化,运用拟随机试验的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给出户主教育与家庭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可靠因果估计。本章还从实证角度验证了收入效应和信息成本两个影响家庭投资的主要渠道,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投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第四,本文第五章从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信息障碍入手,通过总结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信息有效传递过程中的障碍可能不仅是信息来源的问题,也有可能源于个体接收和处理信息时能力上的差异。国内外关于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研究,均未充分考虑个体认知能力的内生性问题。本章试图在这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补充,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认知能力的内生性,并选取45周岁以上中老年家庭为研究样本,研究老年人认知衰退进程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资产参与以及配置比例的因果影响。在影响机制方面,本章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相关性研究的独到结论,证明降低信息成本为认知能力影响中老年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但也不排除改变风险感知这一影响渠道存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