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一场大的革命。作为战国显学的儒学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逐渐发生转型,由“重道轻术”的传统向“道术并用”的方向转变。以“文化自觉”的视野来关照,荀子是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人物,他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礼法之道的追求,他的文化自信主要表现为对大儒的认同以及对诸子的批判。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荀子对救世之道的探索使儒学越来越向着经世的方向发展,在荀子的思想中,礼乐与法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外在事功的表现,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格的完善。这种通过外部因素来影响内心的方式体现了“在立外王中成就内圣”的目标。荀子在融合历史与现实中开启了儒家“外王”的经世道路,他的礼法观不仅适用于个人修养,也适用于政治统治。以礼义与法度治国,最终要实现“先王之道”的复兴,使社会实现长治久安。他对于内圣与外王的融通,使儒学的经世思想更加切合实际,从而推动了儒学的转型。随着战国中后期政治形势向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学术界也呈现出统一的趋势。稷下学宫的经历使荀子的学术呈现出集大成的特色。通过对诸子思想的批判与继承,荀子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即由原始“纯儒”,经过不断地与各家学说产生碰撞与融合,而呈现出一种博杂的状态,成为“杂儒”。这种态势自荀子起,经过汉初学者的进一步强化,到董仲舒新儒学产生而定型,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政治的统一为学术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儒学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终于在汉代中期取得独尊的地位。大一统背景下儒学转型实现的意义,在学术层面,直接影响是形成了汉代的新儒家,其博杂化与经世化的学术特色使它成为融“道”与“术”为一体的学派,由此而成为后世治学秩序形成的滥觞。在政治层面,儒学转型的实现促进了儒法合流的发展,形成了儒家的政治文化模式,为后代政治提供了基本范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