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ks和Minnow曾指出,公司之所以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大型商业企业最广泛采用的形式,其精髓是内部动态的问责制。问责制作为一种规范机制,可以预测与控制员工的行为,有助于企业建设目标以及其他必备条件,进而对员工和企业内部控制产生影响。然而,问责制是如何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事情。对问责制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已有研究都是在组织层面单一视角而非组织与个人层面整合视角研究,黄小忠(2012)[1]指出问责制与绩效之间能被员工的态度与行为所中介,故加入个人视角研究问责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至关重要。本研究以启发式整合模型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从认知视角入手,检验了问责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直接影响,并深入检验问责制的各个内在结构:问责体系、问责环境、控制与支持和奖惩机制对内部控制的经营目标、合规目标、报告目标、战略目标产生的直接影响。随之从个人视角,引入中介变量,即群体凝聚力与员工工作压力,探究群体凝聚力与员工工作压力在问责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探究问责制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间接影响,从而全面、深入地揭示问责制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问责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问责体系越完善,奖惩机制水平越高,内部控制对经营目标实现的保证程度越高;企业控制与支持程度越高,奖惩机制水平越高,内部控制对报告目标的实现的保证程度越高;问责体系越完善,控制与支持程度越高,内部控制对合规目标实现的保证程度越高;问责环境水平越高,问责体系越完善,内部控制对战略目标实现的保证程度越高。其次,研究结果表明群体凝聚力在问责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而员工工作压力在问责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建议从问责制中的问责体系、问责环境、控制与支持和奖惩机制四个方面来建立良好的问责机制以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群体凝聚力以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