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经济增速下行、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出现的背景下,创新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企业是创新创造的主力军,研究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近年来对企业创新研究的文献众多,但鲜有文献研究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以A股2007-2019年的观测数据为样本,探寻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以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同时进一步分析了行业集中度、产业政策和高管学术经历对超额商誉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以及超额商誉、企业创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有效促进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文章先对相关的经济理论以及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回顾,对超额商誉和企业创新进行了阐述与分析。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3万多个观测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超额商誉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首先,超额商誉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存在;其次,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是超额商誉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超额商誉会对企业的融资约束带来显著负面影响,进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再次,本文把行业集中度、产业政策和高管学术经历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行业集中度越高,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大;而产业政策和高管学术经历均可以缓解超额商誉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对超额商誉、企业创新和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超额商誉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也降低了企业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