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秉承互利互助的原则,打造各国命运和利益的共同体。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促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各国间的互联互通,为此,中国近年来持续加大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既满足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又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议论也开始增加,一些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全球经济的发展期望;还有些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则是一种“债务陷阱”,认为中国向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为了向其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东道国无力偿还从而中止项目,最终迫使东道国让渡项目控制权以获得债务减免。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背景,首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初步探究基础设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接着,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采用三重差分计量模型,通过整理“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得到2005-2019年中国企业对外大型投资的“国家-行业-年份”三维数据,将对外投资额、对外投资次数、问题投资次数、问题投资次数占总投资次数比例设为被解释变量,是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属于基础设施行业、是否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设为解释变量建立三重差分模型,将变量依次纳入模型进行回归。为了保证模型结果的准确性,模型还将是否为WTO成员国、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资源禀赋三个控制变量纳入方程,并加入联合固定效应进行控制。最后根据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果,在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中国企业接下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深入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合理的建议。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情况下,并未增加问题投资次数与问题投资比例,因此可以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政策效应主要为发展效应。因此,中国接下来应当继续完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政府间的交流合作,控制中国企业对外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应鼓励多方主体参与到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当中,切实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发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