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基本确立。但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意识形态分歧的趋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共高度重视“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目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信念,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1957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对人们思想和灵魂触及之深,这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加上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下,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也不可避免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而“左”的思想指导下的意识形态教育不断提升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形成难以抑制的恶性循环。最终,1957-196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被反修防修的阶级斗争所代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先导。这十年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进程,发展与挫折交叉,经验与教训同在。本文以1957-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为研究对象,在厘清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概念的基础上,以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为史实根据,系统梳理1957-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历史进程,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与实施,合理评判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教育的得失,进而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启示。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包括绪论部分和第一章。绪论阐明了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厘清,为研究奠定基础。第一章追溯1957-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为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寻求理论和现实出发点。第二层次包括第二、三、四章,阐述了党从当时社会变革的特殊背景出发,如何设置意识形态教育基本内容、充分运用意识形态教育路径,有效选择意识形态教育方法。一是在系统梳理1957-1966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任务的不断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也随之变化,从“正确认识两条道路”的教育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思想动员而开展的“兴无灭资”为主题的教育,从“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到“反修防修”的教育。在这过程中,阶级斗争呈现一再上升的趋势,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主义意形态教育带上“左”的色彩,影响着教育的方向。二是充分运用了各类学校,利用大众传媒、借助文艺作品,结合政治运动等路径进行教育。三是综合运用了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塑造法、忆苦思甜教育法,“四大”教育方法,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理念、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传递给教育对象。第三层次是包括第五章和结语,对1957-1966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进行得失评判,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提供史的借鉴。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调动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与此同时,随着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夸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可避免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产生了失误:在教育内容上,没有正确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阶级斗争范围;在教育方法上,强调思想批判,忽略说服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夸大精神激励,忽略物质利益的需求,夸大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规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错位,不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而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全球化速度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得到广泛地认同,但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教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既要坚守,又要开放;既不能泛化,也不能淡化。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又要积极应对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于错误思潮要“敢于亮剑”,同时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的精华来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不能忽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也不能严重估计意识形态斗争形势而导致意识形态教育的泛化。在教育过程中,要正确判断和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政治形势,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提;要保持教育的理想化与现实性的张力;要实现话语表达内容契合大众诉求,话语表达方式贴近大众生活;要优化和创新教育路径,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条件下,充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一教育路径,不断扩大主流舆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以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最终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