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与城乡经济发展差别相类似,中国农村在获得的信贷支持力度方面与城乡整体情况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金融与全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在90年代以后也进一步拉大了。虽然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在形成过程中夹杂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被压抑的农村金融体系导致农村金融资源持续外流,显然会造成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自我强化。我国农村金融整体基础薄弱,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农村金融体系不但没能有效配置农村地区有限的资金,反而成为了农村资金流出的抽水机。政策性金融体系运作效率低下、职能单一,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大规模撤并裁减乡村基层网点,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长期以来机制僵化且目标模式混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民间金融长期遭受压抑,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农村金融领域事实上的系统性负投资。　　 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基础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还有继续扩大的倾向。造成经济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融服务上的差距。从信贷规模上看:东部地区农村金融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在逐渐赶上,但中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发展缓慢。从农村金融结构上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的区域差异比较显著,东部地区商业性金融机构比较发达,中部地区在合作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数量上占据优势,而西部地区农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较快的发展速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偏少、基础薄弱的不足。从农村金融竞争度上看:差别化的农村金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差别化需求。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普遍不充分,市场集中度高。从农村金融体系运作效率上看:三大地区农村金融体系都缺乏效率,突出表现在农村金融体系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普遍不高而且没有好转趋势,金融功能的异化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大量沉淀,也在一方面反映了正规金融服务于农村信贷市场的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本文利用总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将金融发展水平当作一项“投入”用于生产过程。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将农村经济增长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金融发展作为解释变量,农村资本投入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比较地区性差异,我们采用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按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类,建立东中西部地区各自的虚拟变量；另一种是按农业性经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来对各个地区进行分类,将这一比重按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然后对前1／3组、中间1／3组、后1／3组建立虚拟变量。两种方法中,都把虚拟变量分别乘上合作金融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规模、商业金融农业信贷规模、政策性农业信贷规模,加入方程中进行面板数据回归。　　 接着,本文对实证结果做了分析,认为农村合作性金融组织在传统农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效应较好,农村商业性金融组织在农业收入比重比较低的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效应较好,而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在传统农区和中部地区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助推经济的效果较好。　　 最后,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条理想的农村金融发展路径,首先,由于农村经济、产业的弱势性,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服务“三农”不能只依靠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要避免市场机制下金融服务在农村的缺失,应进一步强化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其次,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精耕细作,同时在相互有交叉的领域内形成适度的竞争。这样,在保证资金回报能够覆盖运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自身财务和管理上的可持续。　　 总之,农村金融发展路径的选择应该因地制宜,防止全国一盘棋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要预防政策上的一刀切,即有关政策将地方金融机构的腾挪空间压缩得太小,窒息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要预防成功经验推行的全盘化,即各地盲从成功范例,大干快上,忽视当地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