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大量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换、从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推进金融体制的完善、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也因此成为带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点和着力点。　　在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严重的失衡，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远高于内陆地区，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深化了区域间经济的不平衡，因此，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受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学者们集中于从制度因素（主要有法律、政治等方面）以及非制度因素（主要有文化、社会习俗、宗教等方面）探讨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政治因素（包含政治体制因素、政府因素）往往是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由于我国各地区处于统一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因素成为其中主要考虑因素。事实上，纵观中国30多年来的金融发展历程，政府因素和其他市场因素一样，始终参与到金融发展中来，进一步来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安排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因此在探讨地区金融发展时，不应忽视地方政府的力量。很多学者都探讨了政府介入到金融领域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因素在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利与弊。　　政府作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既可能会充当“扶持之手”的角色，也可能会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具体而言，政府既可能通过发挥自身积极的作用，比如加大对投资的保护、监督交易的实施等来推动金融发展，也可能控制金融资源为自身牟利从而阻碍了金融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关文献在对政府对金融发展作用进行研究时，往往将政府视为一个“黑箱”，没有去探究政府多变行为背后的原因。事实上，官员是政府决策主体，政府行为复杂性和多样性背后其实是作为决策主体的官员动机的体现，因此需要打开政府这个“黑箱”，从官员层面研究其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官员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现有考察官员效应的文献不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从基础设施、产业更替、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等微观机制上研究了地方官员的影响。分权化改革后，地方官员及其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伴随着分权改革而来的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地方官员面临着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的双重激励，这直接的影响就是地方官员更加热衷于地方发展，为地方发展倾注更多的心力，将个人政治前途和地方发展紧紧连在一起，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中来。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发展地方金融作为一项基础性、全局性的工作，自然受到地方官员的重点关注。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发展是中央和地方的共识，因此金融发展本身就是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一项指标。综述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官员会介入到地方金融发展中来，本文的目的也就是系统地识别出地方官员（省长、省委书记）在地区金融发展中的所起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年来中央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已经不再单纯以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领导干部晋升的考核依据，而是在政绩考核中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201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已经成为各级地方官员执政方向。　　考核机制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地方官员将忽视地区金融发展金融，相反，发展地区金融将更会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中来。金融发展重要性的提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助推器，发展地方金融可以通过改善地区内资本配置效率、吸引金融资源流入，提高地区企业生产的专业化与集约化水平，促使地区以“集约式”的方式来实现长期增长;其次，近年来，发展金融已经中央政府一项重要的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对金融发展做出了全面的部署，金融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并成为满足中央对地方领导干部晋升考核越来越多元化、综合化评价标准的重要政策中介工具。综上，地方官员有着较强的激励促进辖区金融发展以推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为自身晋升创造良好条件，这一点不因考核机制的改变而改变，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地方政府日常运转中施行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尤其是政府一把手（省长、省委书记）在决策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研究省长、省委书记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同时，中央推行的省长、省委书记异地交流制度也为本文研究官员效应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更有利于将官员效应从官员所在地的固定效应（如区位效应等）区别开来。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阐述了将以往研究深入到官员层面对完善从政治因素角度探讨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识别出地区金融发展中的官员交流效应将会为中央完善官员交流机制、推动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提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说，其次通过数据的收集整理，构建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证明理论假说的成立。第三部分则介绍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假说。首先，本章从国外文献和国内文献两方面分别进行了文献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尽管相关研究证实了官员对地区金融发展会产生影响，但还没有文章单独讨论官员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其次，本章将官员作为一个理性个体来进行研究，分析其在面临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时会热衷于介入到地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来，自然也包括地区金融发展，并据此提出本文理论假说。　　第三章介绍了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本章首先对省长、省委书记任职情况统计;其次构造省区与省长、省委书记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包括省长、省委交流样本的统计、处理组和对照dt和du的赋值策略。　　第四章介绍了实证模型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第一，本文采用了倍差法模型。之所以采用倍差法模型，是因为在实证研究中能够将官员效应从官员所在地的固定效应（如区位效应等）区别开来;第二，选取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在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中选取了存贷款占地区GDP来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第三，其余解释变量中，用地区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用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水平、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地区开放度、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衡量收入差距。变量数据收集处理完成后，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理论假说是否成立，并作出相应解释。　　第五章介绍了实证结果。本章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基本实证结果;第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考虑了四种稳健性检验，分别是:①分别改变了时期1和时期2的长度;②用存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③用全国作为对照组;④将对照组区分为沿海和内地;第三，内生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本文将官员交流样本区分为强内生性样本和弱内生性样本，剔除了强内生性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本章实验表明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对流入地省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总结了全文。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前人的文章仅仅局限于研究政府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第一次识别了金融发展中的官员效应，从而打开了政府这一“黑箱”，完善了从政治因素角度探讨金融发展的研究;第二，本文的研究再次确认了官员交流的正向效应，为中央完善官员交流机制、推动地区金融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提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