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诗的创生和发展是词与物在潜能层面相互激发和搏斗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词(书写)的法则与物的法则之间的不同配置,决定了汉语诗歌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诗艺特征：由词(书写)向物的投射,形成了凝定于汉语诗歌中的写物性,它曾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取得辉煌的成就；在传统与西方的“双重换气”考验中,20世纪的汉语新诗颠倒了两种法则之间的秩序,它的现代性美学立场和书写姿态开启了由物向词(书写)的反射格局,即生成了一种物写性的法则。本文正是在这种句法转换中尝试探测诗歌写作与物在现代性情境里缔结的新型关系,并藉此追问汉语新诗物写性的起源。在这种探测和追问中,本文将鲁迅的《野草》确定为汉语新诗物写性的起源性文本,基于此,《野草》更有理由被认为是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源头,鲁迅是汉语新诗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这一判断将在本文中接受检验。为此,本文冒险悬置了诸多影响诗歌研究的外部因素(如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而专注于一种偏重于纯粹形式方面的思考和想象。诗歌批评不妨将自身置于哲学、艺术和诗学三者的交汇点上,那里将会大大拓展研究的维度,促进方法论的共通性,这决定了本文的基本论述特征。在这种批评精神的启发下,本文也自觉放弃了对历史连续性的依赖,改为从单子的角度来建立物写性的起源与当下诗歌写作之间的跳跃式联系,以此发明一种从鲁迅到当代诗人(如张枣、欧阳江河等人)的诗艺对位法。从论文结构上看,本文分为导论、上篇(第一、二、三章)、下篇(第四、五、六、七章)和余论四个部分。各章节之间存在着理论和概念上的联系和递进。具体来看：导论借重物质想象的方法,以对雪的诗学-现象学考察为引线,力图为汉语诗歌想象一种物质缘起,在器物-艺术作品-礼物的层次上,对雪作为一“物”进行元诗学上的思考,并追踪人们对同一种“物”在不同诗学情境中的所生成的“意”的变迁。上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鲁迅的《野草》。在第一章中,以《野草》中的《雪》一篇为问题的爆破点,本文对《野草》在新诗史上的位置和文本自身的潜能进行了重新思考,初步确定了《野草》的小逻辑(从处女向新娘的过渡)和汉语新诗的小逻辑(从不可能性开始)。在第二章中,本文着眼于《野草》中芝诺悖论,提出了梦写性、文本的梦遗和反常性等写作特征,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野草》的第四维阅读法,并命名了文本中极具现代性色彩的第四维词根。第三章从目光学的视阈中正式探究物写性的草创过程和机理,由于第二面镜子的枢纽作用,诗人和读者在诗歌中的看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直视转向斜目而视),这也决定了汉语诗歌从写物性向物写性的转换,而寻找物写性的支点则成为下篇论述的重要条件。下篇从《野草》的细读转向汉语新诗理论和形式方面的分析。第四章试图从口型的角度考察物写性的实施与勘测过程,强调了辅音场在现代诗歌中的重要功能,作为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的交叉形态,口型正是元音与辅音之间相互耦合的余额。在第五章中,本文试图深入到微观层面去勾勒物写性文本的基本结构,定义了这种结构的最小单位,即物写素,它承担着文化基因的使命,在宏观上推进着汉语新诗的书写学转向,在对物写素的提炼和化合试验过程中,辩证意象和虚薄的重要概念也得到了有效的诠释,尝试揭示和树立汉语新诗中道说的新势(即“告”),并将其扶植为一种被委以重任的超级物写素。第六章继续在形式方面和书写学上推进对“告”的探索、剖析和想象,引入“知”的概念来呈现物写性的支点,展布出它的上下肢(告知和知道)与左右肢(物和吻),指认物写性文本的边框和缝合点,兼顾元诗学问题和物写性问题的双曲线,并验证书写学视野下汉字的共通性。第七章将以解构的精神开列一则汉语新诗的大逻辑,将物写性的考察推向另一个极端,从爱与死的角度,尝试建立《野草》中的解构与物写性的解构之间的共通性,最终在元诗学与物写性的边界处为汉语新诗猜想一种形式指引。余论将简要概述本文的概念演绎过程和文体特征,将物写性法则确定为汉语新诗的文本世界观,将超级物写素勘定为物写性的支点,并从认识论角度提出对新诗理论的一点阶段性的设想和展望。从总体上说,本文仅仅是一篇务虚的诗学论纲,要想有效地对以上观点进行全息检测,则需要重新释放一度被悬置起来的要素,将诗歌写作重新落实为一种行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