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述的是冯·赖特的行动理论。他的行动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动与因果关系的关系；二是行动本身的理解和说明,这其中包括行动和意向的关系。冯·赖特所论述的行动的这两个方面都与哲学中长久以来的“自由和决定论”问题息息相关。在自由和决定论问题上,冯·赖特坚决维护人的自由。冯·赖特的干涉主义因果论处理的是行动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干涉主义包含两点：一、没有干涉,我们无法认识因果关系,二、没有行动,我们无法获得因果观念。两个命题概括起来就是：行动是因果知识的前提和观念基础。然而行动和因果关系的连接有着内在的困难,这一困难与自由和决定论有关。自由和决定论相互矛盾,在哲学史上,行动和因果关系却总是分属在两类不同的概念中。行动总是被预设为自由的,而决定论与因果关系直接关联,如果行动是因果知识的前提和观念基础,那么自由和决定论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哲学家们面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选择：相容论和不相容论。不相容论的哲学家坚持这两个概念之间矛盾不可调和,其中一个必定是幻相,而相容论的哲学家则力图同时保有这两个概念。冯·赖特的立场是相容论。他认为自由和决定论并没有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的、在时间和空间上能够无限延伸的决定论观念。近代以来的因果决定论建立在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上。然而,因果必然性并不能在事件的链条上无限延伸,这种必然性与时间有关,是一种有限的必然性。冯·赖特通过区分因果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指出,因果关系蕴含的决定论仅仅只能在有限的范围成立,因而是一种弱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并不排斥行动自由。行动自由问题,在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不断指示出自由的虚幻性。我们的行为要么由外在刺激,要么由大脑神经系统控制和决定。行动的发生和事件的发生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被因果地决定,因而,行动中的自由不过是行动者本身的幻觉。与这种科学相呼应,机制主义(mechanism)在心灵哲学中再次复苏。机制主义顺应启蒙运动的思想,并科学提供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宣称人不过是一架精密机器。机制主义对行动的说明,与日常说明中依赖意向、愿望、目的等一系列心灵概念对行动的说明构成了强烈反差,后者被称为意向主义。意向主义和机制主义的矛盾在一些哲学家那里不可调和。一些坚持意向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行动的机制主义说明模式不可设想,如马尔科姆,而坚持机制主义的哲学家则认为意向主义不过是旧的说明范式,这种范式应当被机制主义的新范式所替代,如保罗·丘奇兰德。面对机制主义和意向主义的对立,冯·赖特的理论再一次表现出兼容、调和的特征。他对这一层面上的相容论的辩护在不同阶段给出了两种不同方案。第一个方案出现在1971年的《说明和理解》中,他通过“无知”概念来调和二者的矛盾。同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实施的行动来说,不可能既是观察者又是行动者。从观察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行动是因果决定的。但从行动者的角度,行动者对于“原因”必定是无意识的,因为如果知道原因,行动者就不会行动了。行动者部分由于“无知”,部分由于对自身行动能力的信任,使得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行动的实施者。因此,意向主义和因果主义或机制主义是不同立场的人所给出的行动说明,二者之间并不冲突。冯·赖特第二阶段的辩护从心灵哲学的角度指出意向主义和机制主义的冲突源于两类概念的混淆。冯·赖特通过概念分析区分了物理概念和心灵概念。他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意向主义和机制主义的相容。但是,作为哲学家,我们关注的不是作为经验问题,而是作为概念问题的身心关系。回归到概念问题,我们会发现,意向主义说明具有概念优先性,它使得经验问题的理解成为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机制主义说明也要依赖于意向说明的概念框架,机制主义无论如何发展,都不会对意向说明构成威胁。关于行动的说明和理解,冯·赖特主张意向和行动之间是概念关系,具有概念必然性。概念必然性通过人的理解来维系。它并不主张意向确定,行动必然发生。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就可以质疑行动者是否真正理解自己的意向,或者是否是理性的人。对行动的说明和理解应当放置在语言共同体中,我们不能期望客观的、唯一的真的说明,但却可以期待更好的行动说明。冯·赖特的行动理论对自由和决定论问题给出了两方面的回答。一方面,我们的决定论观念所包含的必然性并不排斥偶然性。保留偶然性,也就意味着保留干涉的可能,保留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冯·赖特认为自由与行动、意向具有内在的概念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看待行动的基本方式,如果脱离这种方式,那么行动概念本身也就不存在了。通过对行动说明的分析,冯·赖特阐明了他的方法论平行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遵循不同规则的活动,两种规则不能混淆。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以理解为方法。由此,冯·赖特反对“统一科学”,维护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