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大众文化势不可挡,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媚俗”这一文化现象越来越被一些学者关注。“媚俗”作为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采取的一种创作态度,并不是这个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独有的,在悠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不乏种种市民文学或世俗文学的形态。在西方,米兰·昆德拉与马泰·卡林内斯库二人对“媚俗”的论述较为权威。与汉语语境中的“媚俗”不同,米兰·昆德拉认为“媚俗”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在政治、美学、文化等方方面面中,“媚俗”都无处不在；马泰·卡林内斯库则认为“媚俗”是现代产物,属于历史—社会和美学—道德的范畴,商业主义、文化工业的兴起和各阶级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共同催生出这一“美学谎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古到今,诗歌几乎都处于文学中的“桂冠”地位,属于精英文学或贵族文学,特别是汉语古代诗歌,诗的内容被“诗言志”这一开山纲领高度“严肃性”,“诗家语”几乎都是“雅语”,从内容到形式与“俗”字都没有关系。所以有“人俗到诗亦俗”、“立意高远,境界自出”的流行观点。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转型期,与其他文学体裁和艺术形态一样,新诗同样难以抵挡大众文化潮流的侵袭,也出现了一些“媚俗”现象。近年来我国学界中对于社会生活中“媚俗”,特别是大众文艺中的“俗文艺”的探讨已有不少成果,如对小品节目的“低俗化”的批评,对“媚俗”现象及其成因也有较深入的理论思考。但是对新诗中的“媚俗”现象的研究仍然较少、也较零散。因此,通过对“媚俗”在不同文化中的内涵、成因等进行系统梳理,尝试着对世纪之交大陆“新诗”这一具体的、特殊的文学体裁出现的“媚俗”现象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世纪之交大陆诗歌的生态,还能够显示出诗歌的功能。生态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价值,所以这种研究有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在反对“媚俗”的同时,也要适度肯定诗歌的世俗化潮流和平民化功能,还要反对被视为“媚俗”的对立面的“媚雅”的极端追求。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媚俗”和“媚雅”这些奇特现象,倡导将两者有机融合的“全身心”的写作,改善诗歌生态,丰富诗歌功能,新诗才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