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体育参与行为,不仅能直接反映出人们对体育活动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间接反映出人们对体育发展的需求方向和需求内容,然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不能满足居民快速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公共体育服务现状差强人意,地区之间非均衡性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目标与公共体育需求相背离等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我国农村居民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所能享有的机会及选择面上远低于城市居民。研究目的:对城市、农村居民的体育活动参与行为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居民社会经济结构对体育参与行为形成作用机理,明确影响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体育参与行为的社会经济学变量,引入计量经济学模型,然后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从而为政府在制定体育公共服务策略时提供现实理论参考。研究方法:运用CHNS2011对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参与行为进行研究,旨在明晰其行为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运用描述统计分析和卡方检验以考查我国城乡居民体育活动参与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性别、出生年代、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方面的差异;运用聚类分析以考查和验证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参与分层,将我国城乡居民分为不同的层群;运用多重对应分析以考查我国城乡居民各体育参与层群与人口学、社会学变量之间的关联;运用分层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考查验证影响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差异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最终以验证本研究假设:(1)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存在城乡差异;(2)城乡居民体育参与群体与非参与群体之间、不同参与群体之间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3)这种差异性受限于人口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研究结果:(1)城市居民体育参与概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在人口学变量性别、年代、婚姻状态,社会学变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存在差异;(2)对我国城市、农村体育参与群体与非参与群体而言,出生年代、婚姻状态可作为划分城市、农村居民体育参与与非参与的影响的共性因素,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体育参与与非参与的个性因素。(3)城市第1群体娱乐放松类群体的特征为男、女分布均匀,失落一代、传统一代、幸运一代人群居多,婚姻状态以在婚、丧偶者占多数主,临时工、无业者,办公室一般人员占多数,中、高收入水平人群;农村第1群体娱乐放松类群体特征为女性为主,以传统一代、转型一代人群居多,在婚群体以及丧偶群体居多,中等收入水平人群居多;城市第2群体竞赛类活动群体的特征为男性为主,以转型一代、独生一代、未婚、低收入水平人群、群体内职业类型呈现多样化群体,农村第2群体竞赛类活动群体主要特征为男性占多数,转型一代居多,未婚、在婚群体占多数,职业呈现多样化,中、低收入水平人群居多;城市第3群体竞赛类活动群体的特征为男性为主、传统一代、失落一代、转型一代占据多数,在婚、丧偶人去占多数,群体内职业呈现多样化、中、高收入水平人群居多,农村第3群体体能健身类活动群体的特征为,女性为主,中、高收入水平居多、婚姻状态未婚、在婚人群居多,传统一代、转型一代居多。城市第4群体健身塑形类群体征女性为主、传统一代、失落一代、幸运一代居多、在婚、离异人群居多、职业呈现多样化,中、高收入群体;农村第4群体特征健身塑形类群体为女性为主,传统一代、转型一代居多,低、中收入水平人群居多,婚姻状态未婚、在婚、离异人群居多。研究结论:(1)我国城乡居民体育参与行为存在差异。(2)城乡居民体育参与群体与非参与群体之间、不同参与群体之间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3)这种差异性受限于人口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同一层群中的城市、农村居民人口学、社会学变量特征存在差异。(4)对于我国城市、农村不同体育参与群体而言,性别、出生年代、婚姻状态、收入水平四个因素对于城市、农村居民进入不同的体育参与群体影响是显著的;职业类型在我国城市、农村娱乐放松类群体中存在差异,而在竞赛类活动群体、体能类活动群体、健身塑形类活动群体中均呈现多样化,无显著差异;教育程度对于城市、农村居民不同体育参与群体间影响不显著,可认为教育程度并不能作为影响我国城市、农民居民落入不同参与群体的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