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作为解决证明力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旨在围绕案件事实的证成,通过证据补强的方式消弭单个证据证明力不足的风险。由于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发展一直以来都与刑讯问题紧密相关,所以尽管出现了对被害人陈述、未成年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补强问题的有益探索,但当前学界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口供补强规则之上。被告人供述属于典型的先验不足型证明力问题,对口供补强规则的侧重既难以准确、全面地揭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内涵精神,也无法借此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因此,立足于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构建与完善,在界定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应有内涵的基础上,探寻证据补强的理论基础,厘清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规范与实践中的问题所在,深入、系统地围绕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除绪论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约20万字。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基本理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内涵界定、相关概念辨析、规则功能以及历史溯源四个方面。从内涵界定来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获得待证事实证明的充分性,证明力不足的证据可以结合其他与其指向同一且具有独立性的证据协同发生作用。其完整内涵包括程序法含义和证据法含义两个方面。从相关概念辨析来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刑事印证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均有一定的联系之处,但也均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立法目的与适用方式两个方面;与刑事印证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对象、适用方式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三个方面;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的区别主要在于适用对象、适用方式以及适用结果三个方面。从规则功能来看,随着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功能从保障定罪证据的充分性转变为定罪证明的充分性。以此为核心,其功能可以从预防错判无辜者、合理限制法官自由心证以及补充刑事证明中的客观标准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从历史溯源来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域外萌芽于神示证据制度早期,13世纪随着审判权分配方式的不同,该规则在两大法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我国起源于对特殊人群的保护,与刑讯问题紧密联系,与之相关的规范虽然在不断丰富,但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证据规则。第二章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结构性分析。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主要适用于因证明充分性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待证事实,其范围会因诉讼阶段和程序选择或案件来源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主证据指的是因证明力不足导致待证事实被暂时搁置的合法证据,其范围主要受到适用方式的限制。补强证据指的是因证明力不足导致主证据所证事实被暂时搁置的合法证据,其范围主要受到最低限度证明和独立性的限制。补强程度包括程序和待证事实两个方面的差异化要求,程序性差异指的是虽然立法对不同诉讼阶段事实证明设立了相同的标准,但由于职能倾向与辩方质证程度的不同,这一标准会因诉讼阶段的不同存在实质差异。其本质在于审前阶段是对证据审查结果足以促使法官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合理预期,审判阶段是在吸收辩方质证之后对证据审查结果的最低限度的把握。待证事实差异指的是因应于案件事实的性质归属不同,证成其所需的补强程度要求应当有所不同。遵循事实认定的一般标准,说服性事实一般应当补强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动摇性事实一般仅需补强至能够引起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第三章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类型化分析。根据主证据类型的不同,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可以在整体上分为口供补强规则、共犯供述补强规则、孤证补强规则以及弱证补强规则四类。口供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为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提供保障,主要适用于被告人所作能够推论其有罪的所有陈述,其补强证据包括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满足必然发现例外的隐蔽性证据和获得其他证据补强的共犯供述。共犯供述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确保无关者不受牵连,主要适用于在形式或内容上与被告人供述存在矛盾的共犯供述,其补强证据应当指向牵连被告人有罪的那一部分,并且根据牵连内容的不同,对补强证据指向性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孤证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通过与其他证明力救济方式的配合,消解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作用效果,主要适用于能够证明影响定罪量刑且不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其补强证据仅能指向能够推论孤证所证待证事实的中间事实。弱证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消解对弱证证明力的预断性干预,主要适用于因自身性质或与案件的牵连性导致证明力先天不足且所证案件事实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其补强证据仅限于能够指向或间接指向弱证所证案件事实核心要素的证据。第四章为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现状分析。从立法来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自1997年之后普遍存在于我国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之中,但更多的是暗含于刑事印证规则之中。一方面,既解决证据输入问题,也解决证据输出问题,其规则属性并不明确;另一方面,对于主证据和补强证据选择的限制并不明确,其适用效果多样化。同时,现行规范中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要求在内容上主要存在法源分散、效力级别不高以及内容混乱、可操作性不强两个方面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在2010年到2019年的适用不多,主要出现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案件之中。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主要事实和程序性事实,主证据主要为被告人供述、弱证、瑕疵证据和孤证,补强证据主要为证人证言、书证和情况说明,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取决于补强证据是否存在。同时,样本案例中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适用主要表现出适用形式印证化为全案证据的整体评述、适用方式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所置换以及适用结果压缩了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适用范围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五章为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构想。在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过程中,应当以目标为导向、以原则为纲领、以体系化为路径逐步实现对外价值融贯、对内逻辑合理的体系化构建。从完善目标来看,应当以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构建为基本目标,以刑事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构建为最终目标,以保障单个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为直接目标。从完善原则来看,应当以不损害法官自由心证为基本原则,以增强规则的可操作性为基本前提,以与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相协调为基本保障。从完善方法来看,可以采用三种技术性方法展开对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完善,即规范整合、“一纵多横”的总分式构建以及适当借鉴域外的经验。就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一般性要求而言,在厘清五种证明力救济方式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证明责任是否有效履行划定刑事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待证事实范围及其补强程度要求。刑事补强证据规则主要适用于九类证明力存疑的证据,在明确补强证据三个特性的同时,禁止将传闻证据、隐蔽性证据、共犯供述等五类证据作为补强证据。就不同亚型补强证据规则的特殊需要而言,主要体现为五类补强证据规则在限定主证据和补强证据范围的特殊情形和例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