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成书于8世纪左右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风土记》中均有关于“歌垣”(歌会)的记录，从那些文献资料可知，当时日本的青年男女以结婚、恋爱为目的在“歌垣”上互相唱对歌。在日本的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歌垣”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以求偶为目的、即兴地、自然发生的原型“歌垣”的研究中，由于缺乏详尽的文字记载，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日本已经难以寻觅到其踪影，学者们只能根据8世纪的极少数资料来推测日本古代“歌垣”的情况。
　　然而，对歌是从日本经中国南方至中南半岛的照叶树林文化带中普遍存在的习俗；在相似的生存条件、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在对歌等习俗方面的相似性和共同之处。本文即用其中的云南白族的传统对歌模型去探寻日本古代“歌垣”。这不仅因为白族的文化在很多方面和日本有着相似性，更因为白族有着可以追溯到8世纪之前的历史悠久的传统对歌文化，其留存至今的对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型对歌。因此，参照白族的对歌模型来展开日本“歌垣”的研究，是有效的，也是一条捷径。
　　经过比较研究，得出了关于日本古代“歌垣”的如下结论：
　　(1)原型“歌垣”上的对歌是男女之间的即兴唱和，因此，需要一定的音节数和相对固定的旋律，这同时也确保了“歌垣”这一民间文化的根基不会丢失。在此基础上，“歌垣”上对歌的核心在于歌词的表达，即对唱的人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即兴发挥。这里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歌”的技巧。包括对一首歌的句数、音节数、押韵等的把握，以及歌词的内容的构成、临机应变和掌控现场对歌走势的能力。这需要对歌的人具备相当的歌的素养，而从“歌垣”存在时的歌谣当中，以上技巧的有无以及庶民们歌的素养的多少，都可以在《万叶集》中找到肯定的答案。
　　(2)作为8世纪以前的民俗活动，在“歌垣”举办的时期和地点、田园主题上我们都能看出它与农耕礼仪间的关系。而且，大范围内的集会需要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但是，“歌垣”的本质终究在于未婚男女的求偶和恋爱活动中。因此“歌垣”的集会的性质并不限定于祭祀和民族宗教活动。另外，由于《万叶集》第1759首中“我与人妻交，人与我妻攀”的记载以及《日本书纪》中武烈天皇条“斗歌”的存在，性解放以及斗争性往往被视为“歌垣”的要素。但结合白族的原型对歌来看，这些并非是普遍现象。
　　(3)日本古代“歌垣”习俗的存在，是社会规则和自然规则相互矛盾统一的必然原因。恋爱威胁着社会结构的完整和稳定，是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社会结构的延续，还得靠两性关系的生育。“歌垣”是一种相对稳定合理地处理社会和恋爱这对矛盾的恰当方式。当“歌垣”的集会定期举行时，日本古代的民众从单调的私人生活的隔离状态转而共同融入节庆中，来共同庆祝他们的联盟，这是每一个小集团的保障，也就是引导着年轻的一代进入公共生活和恋爱生活中；他们在日常生活的贫乏语言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要想真实地表达这些庄严的情感，就需要一种庄严的语言，即歌的语言。
　　另外，综观日本的婚姻起源神话和“歌垣”的习俗，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古代日本先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婚姻制度和恋爱是关系社会结构稳定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于是将婚姻和恋爱作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加以规范；在统一的尺度下，同时又十分尊重社会个体“食色性也”的天性，采取一些缓解途径和行为，由此也折射出古代日本先民的婚恋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