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的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的有争议的问题，如何界定合理的政府规模已成为公共经济学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奉行“大政府论”，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随着改革开放，学者们针对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所出现的各种弊端，提出了“小政府”的思路。即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只充当社会的“守夜人”就行了。但是，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也暴露出单纯市场化的不足，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等越来越严重，环境、教育和医疗等问题也同益突出，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在不断加大，这反过来又要求一个相对较大规模的政府。面对这些关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如何在理论上找出最优政府规模、并探求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内外学者在探究政府规模的决定因素上存在着大量的文献。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提出著名的“政府活动的扩张法则”:政府规模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如果瓦格纳法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政府规模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增大，而不存在“最优的政府规模”。公共选择学派兴起，开始质疑“瓦格纳法则”，从政治家推动、财政分权、财政幻觉等等问题的角度解释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　　本文总结国内外政府规模方面的理论和文献发现:经济增长速度、政治家和官员的偏好、制度因素、人文地理因素，信息因素等是影响政府规模的主要因素。为了验证这些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适用性，笔者采用1978-2006年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地区实证研究，以1994年为界，分段计量。由于政府规模的复杂性，笔者采取多维角度衡量政府规模，分别用财政支出率、人均拥有官员数、人均占用行政管理费用三个指标代表政府职能规模、政府机构规模和相对独立的行政规模。经济增长采用GDP增长率衡量，制度因素包括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由于数据采集的局限性，1999年后单独计量），分别采用财政收入分权、对外贸易依存、市场化程度指数衡量，人文地理因素采用人口密度。　　本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的程度都是中国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综合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计量结果，我们得出:从显著的模型中看出，经济增长和行政规模是正相关关系，正相关性西部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弱;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以职能规模模型为例，负相关性西部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弱。政府规模和人口密度的相关关系，在东部模型中都为正，在中西部模型中为负。政府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相关关系，在东部模型中都为正，在中西部中有正有负。1999年-2005年的计量模型中，加入市场化指标后，其他变量的变化不是很大，政府规模和市场化程度负相关关系居多，说明体制转型是影响我国政府规模主要因素，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政府规模将随之缩小。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指标选取上，财政分权只采用了收入指标，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地方政府的分权程度;市场化指数采用的是经济学家统计的结果，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各个省市的市场化程度;第二，在对计量结果的分析解释上还不够深入;第三，中国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本文没有一一囊括，特别是有些影响因素难以量化，比如文化因素;第四，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规模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　　在推进政府改革的进程中，应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开放程度等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政府职能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支出的透明化，以及消除政府公务员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隐性收入，缩小政府公务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的权力，是当前行政改革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