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综合考察明清时期洮岷地区的政区演进、族群互动与基层治理的基础上,详细探讨洮州与岷州从卫所到州县的制度变革与政区调整进程,深入解析活跃于区域社会基层的番汉、军民群体的身份变化及其地域社会结构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尝试以洮岷地区从军户到民户、从化外番民到编户齐民的“州县化”过程,解构历史时期华夏边疆的构造过程与延展机制,并以此回应学界有关王朝国家制度与边疆族群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洮岷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传统的农牧交错区与汉藏结合部,同时也是历史时期中原汉族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相互交锋的前沿阵地。历代中央王朝尝试稳定统辖洮岷地区的宏图夙愿,直至明初卫所军事系统的强力介入与持续推行才宣告完成。洪武初年,明廷在整合川甘藏区“故元遗民”的基础上建立了洮州卫与岷州卫。藏区的番族特性也深深地嵌入当地卫所的军事与里甲系统,并引致地域社会番汉共处、军民杂居态势的形成。明中后期,随着北虏寇边与洮州卫、岷州卫军事与民政功能的弱化,当地番汉、军民混杂的局面趋于紊乱。作为因应,明朝政府一方面以省镇营兵制取代卫所系统的军事指挥权,另一方面开始调整洮岷区域社会的治理方式与政区格局。嘉靖年间,各方官员就“岷州建州”与“巩昌分辖”产生争论,最终明廷基于行政成本、品级对等与番民特性的考量,增置岷州抚民同知管辖民政事务并促成当地社会卫所与州县系统分辖军民的治理格局。万历年间,明廷将岷州卫所辖西固地区划归阶州管辖并设西固州同,西固与阶州逐步实现一体化。与此同时,藉助以岷州卫后氏与洮州卫杨氏土官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明廷得以将当地的纳马番族收编、整合为明王朝的“边地藩篱”。有明一代,洮岷地区的军政实践与治理策略表明,相较于“州县化”,“以番固藩”或许才是为明廷经略西北边疆的首要选择。换言之,明政府并非仅致力于洮岷地区的“州县化”,而是立足于边地社会实际以番民为“藩篱”并有意维持与番族社会的界限,“华夏边缘”藉此得以维持。明清易代,洮岷土官积极联络清军合力镇压地方叛乱,并与清朝政府缔结了新的君臣隶属关系。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趋于缓和,边外生番纷纷归附纳贡,清廷开始致力于改变洮岷地区卫所、州县、土司杂处的局面,并建立以岷州、洮州厅为核心的州县管理体系。雍正年间,清廷借罗卜藏丹津事件善后之机,先后在洮岷地区开展了地丁归并、改土归流、由厅改州、裁卫并州等一系列改革,逐步优化并整合当地屯、民、番杂糅的乱局。岷州既向北部州县归并、补充民地,又将南部熟番纳入国家编户系统并接纳边外生番“化生为熟”,王朝边疆藉此重构。乾隆年间,藉由西固复设州同之机,抚番同知得以移驻洮州,洮州厅正式建立。由此,明清以来洮岷地区从卫所到州县的艰难历程宣告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洮岷社会内部还存在一条与“州县化”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即土司传统威权的复盛与延续。有清一代,洮州南部地区长期保持着以卓尼杨土司家族为核心的“以旗统番”的治理格局,显示出王朝边疆社会的多元与复合型结构。明清时期洮岷地区的社会变迁与州县化转型,是王朝国家与地域社会军民、番汉、土司等各类人群共同参与、双向互动的结果。相较于明初国家军卫力量的强势进场,清代的政区调整过程则呈现出番民“情愿归流”的温情景象,从岷州赵土司归流到洮州黑番事件,都显示出基层社会对土司威权的排斥,地方番民对国家力量的诉求日益凸显。伴随着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洮岷区域经济的不断开发、社会结构渐次变化,洮岷地方社会的发展也日益需要国家的规范与引导。明清时期,洮岷地方社会逐步完成从军户到民户、从化外番民到编户齐民的“州县化”过程,展现了历史时期华夏边疆的多元性、延展性与复杂性,既反映出洮岷区域社会的族群特质与发展历程,也体现出明清时期边地行政制度的变迁轨迹与总体趋势。